释文：
猗与休哉：吴兴之为郡也，苍峰北峙，群山西迤，龙腾兽舞，云蒸霞起，造太空，自古始，双溪夹流，繇天目而来者三百里。曲折委蛇，演漾涟漪，束为碕湾，汇为湖陂，泓渟皎澈，百尺无泥，贯乎城中，缭于诸毗，东注具区，渺渺漭漭，以天为堤，不然，诚未知所以受之，观夫山川映发，照朗日月，清气焉钟，冲和攸集。星列乎斗野，势雄乎楚越，神禹之所底定，泰伯之所奄宅。自汉面下，往往开国，洎晋城之揽秀据实，沿流千雉，面势作邑。是故历代慎牧，必抡大才、选有识。前有王、谢、周、虞，后有何、柳，颜、苏，风流互映，治行同符，皆所以宣上德意，俾民欢娱。况乎土地之所生，风气之所宜，人无外求，用之有馀。其东则涂泥膏腴亩钟之田，宿麦再收，梗稻所便，玉粒长腰，照莒及箱，转输旁郡，常无凶年。其南则伏虎之山、金盖之麓，浮图标其巅，兰若栖其足，鼓钟相闻，飞甍华皇，衡山绝水，鲁史所录，盘纡犬牙，陂泽相属。蒹葭孤卢，鸿头荷华，菱苕凫茨，萑蒲轩于，四望弗极，乌可胜数！其中则有鲂鲤鲦鲿，针头白小，鲈鳜脍馀，鼋鼍龟鳖。有蚊龙焉，长鱼如入，喷浪生风，一举百钧，渔师来同，罔罟笭箵，罩汕是工，鸣榔鼓枻，隐然商宫，巨细不遗，噞噞喁喁，日亦无穷。其西则重冈复岭，川原是来。其北则黄龙瑶阜之洞，玲珑长寿之坞，悬水百仞，既高且阻，¤[石含]砑嵌崟，崴磊硱磳，怪石万数，旅乎如林。其高陵则有杨梅枣栗，楂梨木瓜，橘柚夏孕，枇杷冬华，槐檀松柏，椅桐梓漆之属。文竿绿竹，筿簜杂绀遝，味登俎豆，才中宫室，下逮薪樵，无求不得。其平陆则有桑麻如云，郁郁纷纷，嘉蔬含液，不蓄长新。陆伐雉兔，水弋凫雁，舟楫之利，率十过半。衣食滋殖，容容衎衎，既乐且庶，匪教伊慢。于是有搢绅先生，明先圣之道以道之，建学校，立庠序，服逢掖，戴章甫，济济多士，日跻于古。乃择元日，用量币，尊玄酒，陈簠簋，选能者，秉周礼，赞者在前，献者在后，雍容俯仰，周旋节奏，成礼而退，神人和右。当是之时，家有诗书之声，户习廉耻之道，辟雍取法，列郡观效，诚不朽之盛事已：或者难曰：“自古论著之士，曷尝不识人物、纪风俗哉？夫人才者济时之具，而风俗者为治之质也。今子徒捃摭细碎，排比货食，高谈不切，炫耀自饰，莫大于斯二者，顾乃略而弗录，虽文夺组绣，声谐金石，窃为子不取也。”仆应之曰：“否。子独不闻夫子之言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年且千载，地且千里，人物之富，胡可殚纪！史册毕书，可无赘矣。若乃风俗之隆污，在为政者之所移易，又弗可得而定著也。夫吴虽分在江左，尝被至德之风矣。且吾闻之，风行而草偃，日中而表正，上行下效，置邮传命，辟若季子为守，言游为令，以仁义为化，礼乐为政，镇以不贪之宝，喻以不言之信，即刑可使不用，俗可使益盛，方将还敦朴于上古，考休祥于庶征。今美则美矣，又可遂以为定乎：”于是难者唯唯，逡巡而失意。

附录 赵孟頫及其墨迹《吴兴赋》
作者： 王宏理(刊于《书法》杂志1996年第四期）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等，元代著名文学家、音乐家、画家、书法家，宋太祖十世孙，因四世祖受赐湖州，遂为吴兴人。年十四以父荫补官。宋亡后，隐居故里，勤奋治学。后因朝廷搜访江南遗逸而进京，元世祖见其才气英迈，神采非凡，喜授官职，后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晚因夫人管道昇病剧而得旨还归吴兴。终年六十九，谥文敏。
　　《元史》本传称赵氏“篆、籀、分、隶、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明人陶宗仪《辍耕录》中云：“公之书所以妙者，无帖不习也。”近人裴景福于《壮陶阁书画录》中引前人浯，推其学书经历，以为“松雪书体三变，元贞以前尚沿思陵笔法；大德五年得独孤长老定武《兰亭》，始锐意追踪山阴；延祐而后参用李北海诚悬法”。后人多依其说，亦或以为其晚年乃学羲之，果若此耶？大德五年为公元1301年，时赵氏年四十八，且看此期所书《吴兴赋》便可知之。
　　墨迹本《吴兴赋》卷后赵氏云：“吾年廿余作此赋，今四十有九矣…… 大德六年二月廿三日子昂记。”若依前说，此时适值赵氏初涉王书之时，然观此手卷，对王书确已心手相应，非积多年之功力不能为也。
　　细察赵氏书踪，其追法二王，似当在元至元二十一年（即1284年），亦即赵氏三十一岁前后也。若此，则其书《吴兴赋》之时，研习王书将近二十载，故其行笔，便有出入右军而从心所欲之妙。刘重庆卷后所跋云：“赵文敏真行美秀而文，一自《修禊》、《圣教》中出，其去逸少毫末之间。”诚不为虚言也。
　　然正因赵氏从笔法、结体至神韵都能规模羲之，后人或讥之为“奴书”。若以此而相讪，终也有情可原，然历来评书者往往以非艺术之标准，或书以人重，或因人废书，自然不宜得出较公平之结论。
　　然而，赵孟頫并未有文天祥抗元不屈而就义之壮举，也不比临阵逃遁、遇敌缴械之辈，他虽为宋室后裔，其时几如农人野夫，家境清寒，赵宋后裔惟是可怜之躯壳耳。当然，他并非没有遗少意识，文天祥被杀之年，他也曾力辞出仕元廷之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但他归根结蒂是封建时代一位典型知识分子，求取功名、荣宗耀祖思想十分明确。而在宋室倾覆、家道中落之时，这种思想表现得尤为强烈。父亲亡故，其年十一，生母丘夫人曰：“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觊成人，吾世则亦已矣！”恭帝降元，元军南下，丘夫人又曰：“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或正因他深知大局已定，故几年后也为元朝唱起颂歌，也未再听友人劝阻而走上仕途。
　　赵孟頫在朝廷中并未有为虎作伥之举，却更多表现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之品格。而作为一介书生，又是宋裔宗室，自然难以委之重任，惟有上朝操办文案，宴居自怨自艾之福份。所幸者，倒是冷遇成全了他，在“虽仕犹隐”之宦途中，他得以见到不少前代名家碑帖，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眼界，在书法艺术上得到长足发展。
　　由是观之，我们并不可对赵氏以一个好坏来作简单评判。
　　人品非同于书品，这道理十分明白。当然，若某人品格不够高，终日患得患失，不愿坐冷板凳，不思艺术之进取，一味考虑如何取悦于人或标新立异，其艺术品位自然不会很高。前文已言，赵孟頫无论在官场上，在待人接物中，并未失去一个旧时知识分子基本品格，相反，他对诗文、对书画始终刻苦追求古朴、典雅之高格调，这便不是凡夫俗子可与之同日而语的。至于艺术风格，实在是由学识修养、审美理想等构成，而其中艺术个性和气质又起着重要作用。
　　 “流美”者可鄙之以“媚俗”，“奇绝”者可视之为“奸邪”，这本是因人废书之传统恶习。赵孟頫早年书学赵构，赵构也是拟王高手，其《翰墨志》云：“至若《楔帖》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然自赵孟頫得《淳化阁帖》及屡观二王等墨迹，使他更能领悟书法真谛，也使他能超越宋人，比肩唐贤而直逼魏晋。
　　宋人书法，虽多宗二王，但因书帖多为辗转传刻而来，与原迹差距甚大，故宋代因帖学大行而书道衰微。而一批书坛名手，又每自我作故，正如苏轼所言：“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但苏、黄等名家毕竟传统功力深厚，艺术素养全面，更有其过人天资。然天下功夫欠缺、资秉不足者终究居多，故宋代书法每况愈下，也是势所必然。赵孟頫正因看清了书坛弊端，便提出“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这一回归传统，振兴书法之口号。而他本身更是一位身体力行者。
　　当然，赵孟頫注重传统，并非不求创新发展。但对一位追踪二王书法者，他既认为“用笔千古不易”，则只有在“因时相传”之“结字”上下功夫。这自然也为其创造增加了难度。赵氏虽正草隶篆无不精通，而因之名世者当是楷书。要在楷书上创出全新面貌，自是十分不易，但我们又分明可看出他创“赵体”中的艰苦卓绝之努力。
　　赵氏书既以羲之为根底，观其点画，虽不比《禊帖》变化多端，却可品味到更多质朴自然之趣。我们以后世出土魏晋书法与传世王书真迹相印证便可知之。前人或以这点来批评赵书之失，恐是未必尽知其追法古人之路数。而其楷书中常带行意，无疑取自于智永、褚遂良等六朝隋唐之人。至若结体，似乎于褚遂良、李北海、苏东坡处有颇多借润。
　　赵氏小楷凝重古朴，又有清爽健劲之气。继启古今，自成一格。
　　正因赵孟頫十分注重法度，力求传统基础上之创意，故而能在羲之之篱墙下，创出雄绝百代之赵氏书风。若说羲之飘逸，孟頫则多和畅；羲之遒润，则孟頫多舒展；羲之秀拔，孟頫敦实；羲之灵动，孟頫雍容。今天我们若以冷静客观之态度重新审视赵孟頫，再读《吴兴赋》，或许会另有感受。
　　赵孟頫墨迹《吴兴赋》，手卷，绢本，纵25.8、横282.95 厘米，首题“吴兴赋”，三字右边已残缺。正文九十一行，满行九至十二字，凡935字。文末赵氏自跋，凡三行，41字，卷尾有刘重庆跋。隔水后纸有李佐贤跋。自钤“赵氏子昂”朱文印，另有“张应甲”、 “东海张甲字□书画”、“张应甲印”、“张洽之印”、“希逸氏”等印，卷首四方，卷后七方。
　　据赵氏跋，此手卷乃元大德六年（1301年）书二十余岁赞美故乡吴兴之旧作。词采华茂，雍容典雅，而又清新自然，颇有汉赋传统，且具魏晋风范。
　　此书正行相间，时参草书，后段草书较多，有渐入胜境之意趣。点画雅致，体势舒展，章法整饬，神气一贯。此宏篇巨制，是赵氏中年时代表作之一。手卷原藏故宫博物院，1955年因沙孟海先生之联系相商，而归浙江省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