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动荡时期，但书法成就极高，书家倍出。而且这一时期，书法在备受社会看重的同时，开始了向海外的传播。《南史.齐高帝诸子上》说：“书家萧子云出为东阳太守，百济国使人到建邺求书，逢子云为郡，维舟将发。使人于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许步，行拜行前。子云遣问之，答曰：‘侍中尺牍之美，远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云乃为停船三日，书三十纸与之，获金货数百万。”可见此时书法作为艺术而为人所重的程度。从战国时代人们对书法美的纂觉，到汉代蔡邕、师宜官书法的观者摹者如潮，再到南朝萧子云书名远播，这一惊从的变化确实让人振奋。说明书法艺术确能予人们精神以莫大的慰藉，而使它成为一种人们不可或缺的主流艺术之一。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为万世所流传成为经典，就是因为他们的艺术表达出了人们有的心灵感受。而这种感受，则成为一种“美”的表征。书法艺术能日重一日，正在于其中能溢“美”，它能跨越国界，超越民族，其原因也在这里。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三百多年的漫长历史阶段。众多的书家，不胜枚举，而首推第一位留有书迹的今楷大家钟繇。他生活于151年至230年间，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魏明帝时官至太傅，世称钟太傅。钟繇在书法上取得了全面的成就，隶、楷、行、草书无所不精，但以楷书为最善。据载，他师法于曹喜、蔡邕及刘德升等人而自有建树，其楷书天然朴茂，结字每求奇险而能于稳。虽是今楷，却甚得汉隶中古拙之意。后民世学习楷法者可以说必从钟繇书中出才以为上法，王羲之亦多有得宜。钟繇的学书过程是颇费苦心的，有传说他曾入抱犊山学书三年，又尝求蔡邕草法于韦诞，诞不与辄胸呕血，曹操以五灵丹救之得活。后来韦诞死，钟繇遂盗发其冢而得蔡邕笔法，于是昼夜苦学。庾肩吾《书品》赞钟繇“天然第一，工夫次之”。梁武帝《书评》称：“钟繇书发云鹤游天，群鸿戏海。”都赞到了钟书古朴自然之一关键处。钟书现可见《宣示表》《荐季直表》《丙舍帖》等作品。

      　　钟繇之外，三国时期著名书家有魏国的韦诞、邯郸淳、卫氏家族、胡昭、虞松散吴国的皇象、苏建。贺劭等人。只有蜀国书家尚未见著录。西晋书家，优秀者有索靖、成公绥、杜预等人，而以索靖为代表人。

      　　东晋短短百年，书法史上却能写下重重的一笔，一是由于这时出现了众多家族集团（多是在朝显贵）垄断书坛的奇妙场面，二是因为其中的王氏家庭中出现了此后为中国书法发展标程立范的人物，即王羲之的出现。

      　　众多家族即：四庾、六郗、三谢、八王等等。

      　　四庾：庾亮、庾怿、庾翼、庾准。亮为怿、翼之兄；准为亮之孙。三代俱善书法，庾翼（字稚恭，车骑将军）最为突出。翼少时曾与羲之齐名。《晋书.王羲之传》说：“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尝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在未见到羲之此书之前，翼内心本不服羲之。翼在荆州时，其子弟皆学王羲之体，翼不悦，曾与都下书云：“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骛，皆学逸少（羲之）书，须吾还，当叱之。”

      　　六郗：郗鉴、郗愔、郗昙。郗俭、郗恢。愔、昙为鉴之子，超为愔之子，俭、恢又为昙之子。郗鉴，官至太傅，为王羲之岳父。六郗之中，郗愔最为有名，工楷草二体，与庾翼并列。

      　　三谢：谢尚、谢奕、谢安。尚为长兄，奕、安为弟。谢安书法尤为突出。谢安字安石，官至太傅。安初未仕，隐居会稽之东山，常与羲之同游。谢安长于尺牍，看不起王献之（羲之子），献之曾作书与安，以为必被安珍视，可谢安却将就来书之后作答回复，并不为珍，献之甚憾。不过谢安可与郗愔、庾翼同列，实不及献之。

      　　八王：王导、王劭、王珉、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王蒙、王述。要论东晋书法家族之中，王氏一门最著，不只众人皆之的“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王导、王珣等都相当杰出。王珣的《伯远帖》便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合称“三希”。清高宗曾将此三帖藏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养羽殿中，以为稀世之宝，并以“三稀”作堂名。

      　　王氏有三宗。一宗属琅玡临沂，王祥之后。王导（元帝时丞相）即是王祥之孙。王劭（车骑将军）为王导之子。王导第三子王洽（劭之兄）之子即是王珉（继献之为中书令，献之世称大令，献之，羲之叔父王廙。而王廙是王导之孙。另一宗属太原，魏司空王昶之后，王昶曾孙乃王述（尚书令，封蓝田侯）。王蒙也属这一宗，封为金紫光禄大夫。

      　　“二王”父子是王氏家族乃至整个东晋书家中的杰出代表。

      　　王羲之（303-361年），字逸少，琅玡沂人。出身贵族，官至右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因与王述不和辞官，定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于篆、隶、楷、行、草书无不精绝。早年从卫夫人学书，后渡江北游，得见李斯、曹喜等人书作，又在许下见到了钟繇、梁鹄书法，洛下见到蔡邕手迹，遂变初学而自成家法。一变汉魏以来质朴风格，形成妍美流便的新书风。王书历来为世人所重，虽与唐太宗的极力推举有关，但更主要是书法至王羲之时代，笔法、结体、章法都已达到近乎完美的境地。书风虽主妍美，但却摒绝了凡俗之气，下笔时，婉转中透着刚韧，用笔京华莫测，极耐人寻味。尽管王书真迹已无存，但自唐宋以来传下了数量可观的双勾摹本或刻本，仍能观到王羲之书作的佳处。特别是永和九年（353年）暮春，羲之与同道四十一人会于山阴兰亭，在饮酒赋诗之际，用茧纸与鼠须笔所写的行书序文《兰亭序》（现存唐代摹本），尤能见王书风范，所谓行书天下第一，为后世研习者所必学的范本。

　　王羲之学书，极其勤苦。曾巩《墨池记》说“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的确，王羲之书法，到晚年始登峰造极，是用一生的时间换来，也才使他成为历史上书法的大成者。

      　　王献之（344~386年），字子敬。羲之共有七子，善书者就五人，献之为第七子，书法最佳，与父亲合称“二王”。献之七八岁时已学书，羲之密从献之背后挚其笔不得，而叹：“此儿当有大名。”正像当年羲之曾慨叹羲之书才那样，献之
后来每想与父亲争高下，谢安曾问他：“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固当胜。”谢安又说：“外论不如此。” 献之说：“时人那得知敬。”不过就历史地看，献之还是难列羲之之上。

      　　“二王”的成就是全面的，但就其对后世的影响论，更多的是行、草书作，或者说“二王”书法之精华，尤在行、草上。清代书家梁献在谈到晋以后各代整体书风时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评书贴》）这个“尚韵”二字，正道出了代表晋人成就的“二王”书法风格的特征与妙处，且这些特征与妙处，在“二王”行草书中表现得尤为典型。[注：今人金学智在《中国书法美学》一书中，对梁献观点中尚未提到的时代，根据前人的其他相关理论作了补充，即商周尚象、秦汉尚势、晋代尚韵、南北朝尚神、唐代尚法、宋代尚意、元明尚态、清代尚质。看法也甚有见地，不无可资借鉴处。商周尚象，是指商周时书法文字造型多能以象取意，带有原始的痕迹；秦汉尚势，主要指汉代隶书（包括章草）的已脱去象形的外壳开始形成了一种纯粹的线构符号，并且书写时特别强调对线结构体势的有意夸张与组合；晋代尚韵，是指由于书体上摆脱了隶书（也包括章草）的做作，用笔上也就随这崇尚自然流便，全在平淡中去求得理法。其余各代整体书风，将在后面书史的讲述中阐述。]

      　　晋以后我国持续了近二百年的南北两朝对峙局面。书法上表现出了不同的两种倾向。南朝主承东晋书法一脉，北朝则承汉制大兴碑刻，开成了著名的北碑书风。

      　　南朝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书家不少，但总体论不乃东晋。宋时书家主要有羊欣（善楷书）、孔琳（善草书）、萧思话（善行书）、范晔（善篆书）及诗人谢灵运等人。

      　　齐时的书家中，王羲之四世孙王僧虔最为出色。他继承家法，也学钟繇，楷、行书尤佳。相传齐高帝亦善书，尝与僧虔以书作赌。书毕高帝问：“谁为第一？”对回：“臣书第一，陛下亦第；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高帝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王僧虞之外，其子王慈与从弟王俭也都是书史留名的书家。

      　　梁朝书法，首推萧子云，即本节曾提到过的以三十九纸而易得金货数百万的书家。他是齐高帝之孙，善草隶。

      　　陈朝时的书家僧智永，可能应是整个南朝中最杰出的一员。在吴兴永欣寺为僧，称永禅师，名法极，俗姓王，乃羲之七世孙。唐初的大家皆出于其法，影响巨大。据传智永尝住楼上研习书法，至业成方肯下，真草俱佳（真，即正，亦即楷书），被认为是自晋后得右军法者第一人。研习之勤，竟有秃笔头十瓮见埋。现传世作品主要有《千字文》等。

      　　记得秦时用于帝王纪功的刻石，曾推动过书法的发展，产生过像李斯那样的一代书家。汉代将碑刻风尚延续下来，又使许多书家的书迹得以流传。到了魏晋之际，国家明令禁止立碑，使碑刻与书法的姻缘部分被割断，碑刻数量锐减，只有少数像《爨宝子》碑一类碑刻因地处云南边远地区而得以沿续。故而这时期大多书家（如“二王”等）手迹多是书写作为存留的方式上发展起来。同时纸的大量使用也推动了这一发展（写本书的盛行）。汉末之乱，使典籍大量亡佚，更兼佛教初兴，出现了众多以抄写、写经为业的经生。在碑上书写，是有待于刻的，主要在于结构，用笔的讲求，而纸绢上的书写则不再经过任何加工转换，直写而成，因而对书法美质的追求就不只限于结构与用笔，用墨的讲求也被提了出来。这是书法上的一大进步。

      　　北朝提前远离了东晋的统治，便不会像南朝那样到东晋如此深刻的影响。北朝承汉制，大兴立碑之风，书法上也多直接从汉隶中取法变化。由于主要用于碑刻，也由于直接取法汉隶而变化，使北朝不仅以楷书盛，书风上也与“王书”一脉相去甚远，形成了北朝碑刻的鲜明特征，其中更以魏碑最为典型。所说的“南北朝尚神”，就是主要以魏碑为代表而言的。

      　　北朝书法名品极多，但书者留名不祥。因历史原因，各代都会遗漏许多书家，甚至可能是大书家，北朝之魏初，主要有崔、卢两族。崔氏有崔悦、崔潜、崔宏、崔浩。崔宏最著，善于草隶、行押之书（行书）。据传，崔宏当时是朝廷文诰，四方檄书，未尝妄染翰。卢氏一族有卢谌、卢偃、卢邈、卢渊等人，以卢渊最有名，当时京中宫殿牌匾多是他所题写。在崔、卢二族之外尚有书《中岳嵩高罗灵庙碑》之寇谦之等人。

      　　后魏有郑道昭，字僖伯，开封人。有名的《郑文公上下碑》即出其手。

      　　北齐有张景仁，以一时能书而入仕。郑述祖以书《隽修罗碑》而留名。

      　　北周有赵文渊（曾书《西岳华同碑》）以及在南朝与萧子云齐名而后入北朝的王褒等人。

      　　一些名作如《龙门二十品》《刁决遵墓志》《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的作者未能留名，实属憾事。南北朝这一时期，在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在于楷书艺术上的承上启下。魏晋楷书，不仅隶味十足，还更多是小楷，南北朝碑刻对中楷与大楷都进行了深入的探求与尝试，为后来唐代楷书的立法作了充分的准备。楷书摆脱了隶书“做作”走向了“自然”，但楷书也应该有自身的法则与规范，南北朝正是处于规则的摸索之中，它的切入点是“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王僧虞《笔意赞》），说明在从隶书走向更为“自然”的楷书时，书家们的立足点是首重字的神采，即强调字要具有富于生命力的动感。故而将六朝书法与后来的唐楷相比，则又显然更为“楷气”十足。南北朝书法的这种状态，即是所谓“南北朝尚神”之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