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名家作品出现了简化字被挂到网络上，必定招来铺天盖地的群嘲。是以书家写字都小心翼翼，抄书前都会提前用电脑把文字内容一键转换为繁体字版本，因为一不小心作品中出现个简体字就成了“社死现场”。那么问题来了：书法为什么不能写简体字?更多书法内容尽在新翰丹书法！

      或答曰：因为书法是传统文化，古人都写繁体字。

      那么古人写字还以文言行文呢，试问那些叫嚷书法不能写简体字者，除了抄抄中小学生必背古诗文，然后装模作样地在年号时令上换个“雅称”，如岁次辛丑年荷月云云，此外无他。倘真能古雅，能自作一篇文言小品吗(诗词更难要求，部分所谓“能诗词”的书者对诗词的理解，其实还停留在平仄格律的层次)?

      实际上古人就没写过所谓的简体字吗?

      写书法的人，我想大部分都临过不少帖。古代名碑名帖中的所谓简体字并不稀见，为何古人能大方写出，当代人却不敢写了?

      问题还是出在对繁简字的认识上。

      许多人简单地认为汉字的简化，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的一种官方行为。

      实则简体字的出现由来已久。我们现在常见的简化字，绝大部分都不是近一百年中创造出来的，而是继承了自先秦以迄明清的简写字。部分所谓的“简体字”，实际上甚至是其“繁体”版的古字，如“礼”字是“禮”的古文，“弃”字是“棄”的古文。

      《春秋左传》书影(明万历朱墨套印本)

      有些简体字，在古代即以与繁体混用。如今作为“號”之简体字的“号”字，即是“號”之古字，段注《说文》云：“号、嗁也。凡嗁號字古作号。”又云“今字則號行而号廢矣”。实际上，在隋唐时期的大量碑志中，“号”字还是大量出现的。

      《苏孝慈墓志》(隋仁寿三年)

      又如“向”字，诗经中即是写作“向”，而未作“嚮”。《说文》云“向，北出牖也”，指朝北开的窗户;是象形字，徐锴曰“牖所以通人气，故从口”。“嚮”字，《集韵》云“鄉，面也。或从向”，《尚书•多士》云“嚮于時夏，弗克庸帝”。从《集韵》的注解来看，“向”与“嚮”是完全可以通用的。

      当代通行的简体字中，又很大部分直接沿用了古代通行的俗字，这在很多经典碑帖中可以得到印证。

      其实，针对古碑志中的别字，自宋以降即不乏考释，某所者如赵之谦的《六朝别字记》，罗振玉之兄罗振鋆的《碑别字》等。

      此外，还有部分简体字是源自其草书、尤其是章草写法。从草书的简写提炼出简体字，以代替繁琐的繁体楷书，这种想法民国时期不少学者即以提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简化字方案大量采用了这种方法。如“为”、“学”、“长”、“东”等，均是“為”、“學”、“長”、“東”的草书写法提炼出的。

      “为”、“学”、“长”、“东”的草书写法，分别出自《十七帖》、智永《真草千字文》、怀素《草书千字文》、《十七帖》。

      如此说来，既然有古人“站台”，写书法时就可以大胆地写简体字了?

      笔者以为并无不可。

      写书法的人没必要对简体字避之唯恐不及。启功先生就在书法作品中写了很多简体字，这并不影响他的学问水平。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面貌，现代通行简体字，写简体字便于沟通交流，不影响表达。退一步说，这也是整体文化环境的客观映照。

      况且，写繁体字也不一定就能显得有文化，有时候甚至弄巧成拙、显得没文化。

      君不见，有多少“书法家”：把公里的“里”写成裏外的“裏”，把子曰诗云的“云”写成風雲的“雲”(笔者所用电脑的中文输入法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把皇后的“后”写成前後的“後”，把松树的“松”写成鬆散的“鬆”(笔者曾于某西泠印社社员“个人简介”折页见之)，把御赐的“御”写成抵禦的“禦”，把子丑寅卯的“丑”写成醜陋的“醜”(笔者曾于网络见深圳气象台日晷犯这样的错误)......

      其实，与其讨论书法能不能写简体字，不如谈谈写书法的人应不应该学点文字知识。表面上看是繁简体字的问题，其实本质是对汉字发展脉络的态度问题。

      好古泥古，并不是当代才有。“回”字的四种写法，也并不是从孔乙己才有的。用繁体字写书法很好，但有个最基础的前提：不写错。如果书法家写错字，我想远比写了简体字要丢人。

      有精力争论书法应该写繁体字还是简体字的“书法家”，还是用这闲工夫提高一下“小学”水平罢!当你真正在文化修养方面树立起自信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去纠结书法能不能写简体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