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字如其人”的说法。聊作谈资尚可博人一笑，但要真正论起来，书法却是和一个人的人品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的。笔者认为，作为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书法应该信奉“拿来主义”：只要是好的，美的，我们就尽管放胆吸收，而不必拘泥于世俗认知的条条框框。没有哪个人在饭店点菜的时候，非要探听厨子道德水平的高下才下单。这个道理老百姓都懂得，可为什么书法上就不行呢?更多书法内容尽在新翰丹书法！

      将一个人字的好坏，和一个人的人品相提并论，实际上来自儒家的比德思想。

      儒家实际上并不重视书法。历史上，儒家一向积极入世，是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终极政治抱负，是“治国平天下”，而“修身齐家”只不过是素质积累罢了。儒家的政治理想，投射到艺术领域，最突出表现，就是目的性特别强——“厚人伦、美教化”，翻译过来就是艺术要使人伦更加醇厚，使教导更具美感。这句话说得再直白一些就是：艺术要引导人们更加服从管理，并且还要“看上去很美”。

      因此，儒家对书法的态度，一向是持“工具论”的：

      “故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书法雅言·书统》)

      “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 正人心，所以闲圣道也。”(《书法雅言·书统》)

      在儒家人士看来，书法只是一种宣传工具，一种使“教经”、“圣道”更加入心入脑的工具而已。就此而论，用漂亮的书法摘抄先贤名言，一定会得到儒家人士的欢心。

      当然，既然是工具，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重视。

      在骨子里，儒家对书法的态度一向是很不屑的：

      “书学小道，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之耻。”——唐太宗《论书》

      唐太宗李世民说书法是“小道”，有资格也有其政治目的。论书法，在有唐一代，李世民的也可谓独步天下。他学习王献之的书法，几乎到了神似的地步，只不过羞于承认师从王献之，而推出王羲之来，非要和老师当“师兄弟”罢了。

      李世民贬低书法，从帝王的角度看，无非是让臣子们把注意力更加集中在帮他治理国家上而已。更何况，和他所干的那些大事相比，书法也的确只是他的一种爱好，一种生活点缀，是不值得一提的“小道”。

      李世民瞧不起书法也就罢了。但令人惊奇的是，就是历史上的一些书法家本人，对书法也并不重视。如：

      “书画辞赋，才之小者”—— 蔡邕《上封事陈政要七事》

      “此艺不须过精” ——颜之推《颜氏家训》

      “杨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况复溺思毫厘，沦精翰墨者也。”——孙过庭《书谱》

      “此非所以弘道兴世” ——赵壹《非草书》

      “作书是学问中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关心，王逸少品格在茂宏，安石之间，为雅好临池，声实具掩……写字画绢，乃鸿都小生孟浪所为，岂宜以此溷于长者。” ——黄道周《书品论》

      这些人的感慨由何而来?

      当然还是从儒家。和儒家推崇的“治国平天下”比起来，不仅书法，就是整个艺术行当，都显得太微不足道了，难怪壮夫不为。

      这话对吗?在当时，的确对。但时代发展到今天，却要辩证地分析了。对于那些一心要“建功立业”的人而言，书法依然是不值得浪费太多精力的“小道”;但对于我辈居家过日子的普通人而言，书法如同弹琴、下棋一样，书法只是一个爱好，一个休息放松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已，也没有必要上升到“小道”的高度去批判。

      前面说过，儒家并不真正重视书法。

      正是因为不重视，所以才有了其极端表现——“比德”，也就是因人论艺。

      苏东坡说：“古人论书，兼论其人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 在儒家看来，君子应该成为做人的楷模，以仁义道德为人格，以文质彬彬为风貌。如果不是正人君子，书法写得再好也不值得重视。这种倾向后来发展到极端，就是这个人只要不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是奸臣或者是贰臣，他的字就不值一提;即使大部分人都说好，也硬是要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以证明这家伙写得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历史上，这种待遇的人很多，如蔡京、秦桧、赵孟頫、王铎、张瑞图等。实际上，这些人的书法水平个个都极高，绝非什么“软媚无骨”等贬低的词语所能概括的。

      实际上，“比德”源于世俗对柳公权的“心正笔正论”的误读：

      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旧唐书》)

      唐穆宗壮年登基，纵情享乐以致荒废朝政。作为唐穆宗的书法指导老师， 柳公权向穆宗说这样的话，显然是有弦外之音的：治理国家和写字一样，必须“心正”才能行。难怪沉溺酒色的穆宗脸色为之一变了。

      这个故事广为流传，但却被一些人误读了：心正才能笔正，必须先做人，然后才能“学艺”，否则就永远不会成功。

      可是，怎样才算是做人“成功”呢?

      从实践上来看，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历史只能“盖棺定论”，一天不闭眼就不能推断出他到底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所谓“王莽谦恭未篡时”，正是说的这个道理。

      再者，几乎历代的书法大家，都给人写过墓志铭，甚至有的人还昧着良心将墓主夸得天花乱坠。试问，他们的心又正在哪里呢?

      把人品和艺术等量奇观，胡乱比附，在缺乏科学精神的过去，尚可原谅。但在时代昌明的今天，就显得非常滑稽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