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针对“书法家必须要写好古典诗词吗?”这个话题展开了讨论，大家能够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下面，我们接着这个话题继续讨论。更多书法内容尽在新翰丹书法！

      陈 宇：书法和古典诗词、楹联，本质上两者技法理论相通，都是从掌握基本技法到熟能生巧，再任由驰骋、无拘无束的状态。事实上，抄诗与写诗并非目的，对国学修养、诗词创作的提倡，其根本是以它为切入点，逐步深入传统文化精髓，真正融入到中国文化审美的广度与深度。当文心诗胆与笔墨涵养融为一体，便把自己充分解放出来，让自己的心灵没有束缚。文人的书法向来是不拘法矩，情之所至，翰墨芳华，不仅成倍地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含量和艺术含量，一种中国文人独有的、美的形态也被创造出来。

      书法家深入古典诗词、楹联等传统文化，是提升专业素养日益成长的内在基础，文格决定艺格，没有学养，只见才情，难有境界。古来大家皆尚“文”，所有的创作都以“文”为基石，而技法要旨均在“文”中。书法是最具中国人文精神的反映，是究其一生的精神探索。不屑于“文”的创作，只能是低层次的匠作。艺文同修，反省躬行，表达自己内心的精神情感，丰富的内心世界通过笔墨释放起来，神游于浩瀚的历史时空，天地豁然开朗，一无牵绊，万境俱开，这才是书法人该有的状态。同时，常录自己的心语，言从己出，是为书法之高格。每每有会心之语，灵性之言，捉笔展纸，信笔流淌，自然都是发自性灵的心迹，字字都是情感乃至情绪的表达。这样的书法，是魂的艺术。

      “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精神万古、气节千秋”诚为文人立世之本，文人的气质、品格、素养、底蕴，同样是书法特有的精神内涵与文化内涵，书法必须要有传统文化的注入，在这个意义上，书法领域背后思想支撑的基础、文化认同的重建、精神疆域的开拓，都是文化传承和传统继承的前提。

      书法复兴之路是回归传统人文精神之路，它不是历史的、桎梏的形态，而是精髓与神髓彼此交融，是思想观念迸发，独立高格的艺术主张，神游和独创的博大空间。由古典诗词、楹联切入书法，印证书法与文化生成，倡导思想和学术互动，致力理论与创作融通，是每个书法家必须承担的使命，也是书法当下与未来必然直面与回答的选项。

      黄俊俭：陈宇从古典诗词、楹联等谈到书法家素养的提升。他认为，书法家深入古典诗词、楹联等传统文化是提升专业素养日益成长的内在基础，文格决定艺格，没有学养，只见才情，难有境界。同时，陈宇还认为书法家常录自己的心语，言从己出，是为书法之高格。

      李志宏：时下，不少书法家在追求书法技术精益求精的同时，也喜好创作格律诗，并将自作诗词创作成书法作品，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历代兼擅诗书的书法家数不胜数，近现代许多具备深厚的旧学基础的书法家也都兼擅诗书，比如赵朴初、启功、饶宗颐等，当代老一辈书法家沈鹏、林岫和陈永正等诗词造诣也很高，文脉传薪，风雅不绝，这是书法界一股清流。

      张怀瓘《书议》写道：“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羲献等十九人，皆兼文墨。”这段话和当今书法界“书法家同时应该是文化人”的论调如出一辙。时下，有不少书法家热衷于创作诗词，个中有标榜才学的成分，良莠不齐，大部分都是献丑露拙，除了形式整齐，合乎倚声和律之外，辞藻干瘪，平淡无奇并无可观之处，用字无非是“翰墨”“临池”“魏晋”“二王”之类，千篇一律，了无趣味，显然是勉强为之，为写诗而写诗。

      在诗词圈也有相对应的情况，一些诗人在诗兴勃发的时候喜欢挥毫泼墨，但由于缺乏基本的书法审美和临池功夫，写出来的“墨宝”粗浅鄙俗。诗人未能深入学习书法的用笔、结构和章法，是不可能灵机一动就写出一手好字的。以书法家和诗人的长短相互对照，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长短相校，扬长避短才是明智之举。

      人的禀赋各不相同，书法家可以学的东西很多，但不一定偏要创作诗词。在当代，由于展赛风气的驱使，涌现了大量的书法家，这些书法家或任职于文化部门，或投身于教育事业，或设帐授徒，或以卖字为生，能够立身扬名的却寥寥无几。由于书法的实用价值逐渐减弱，社会大众更加注重书法的艺术审美价值，特别书法作品进入展厅或庙堂家居之后，主要是以艺术品的身份进行展示，欣赏者未必将作品的书写内容放在第一位，而是更加关注情境搭配，氛围营造，从笔墨形式中寻找个人钟情的艺术大美，寻求精神上的共鸣。笔墨当随时代，在20世纪我国考古领域有许多重大发现，使得大量的书法资料重现于世，这无疑是书法界的福音，书法家可以取法的资料可谓是碑山帖海，浩瀚无际，其载体有金石、骨竹、简帛等，其书体涵盖篆、隶、楷、行、草，书法家面对如此庞大的书法资料库，视野和眼界更为开阔，取舍融合可以全凭个人喜好，就算从名作中撷取一枝半叶，也足以涵泳性情，变化气质，羽化自我，创作出迥异于前人而又合乎大美的时代力作。

      作为艺术范畴的书法，其形式是笔墨，其载体是汉字，其基点是美学，其诉点是性情。几千年来，书法家守住传统根基，肇阴阳造化之功，穷毫末变态之妙，万变不离其宗，可谓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尽管书法和诗词有不少相通之处，但其表现形式并不相同。诗词创作注重的是生活体验、文化修为，加上灵感驱使。诗词注重意境、思想境界，而不仅是简单地描摹景物和空发牢骚。

      黄俊俭：志宏谈到诗词圈也存在相应的情况，一些诗人在诗兴勃发的时候喜欢挥毫泼墨，但由于缺乏基本的书法审美和临池功夫，写出来的“墨宝”粗浅鄙俗。他认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长短相校，扬长避短才是明智之举。书法家可以学的东西很多，但不一定偏要创作诗词。

      董水荣：国学修养鼓励我们走向古典诗词的世界，去体悟历史不同时代的生命气象。因此，面对诗歌，不仅是写诗，更重要的对生活的发现、感悟，对精神的信仰。这样，诗歌境界才会真实而开阔。世界发生了整体性变革的图景，诗歌沿用古典格律做局部性的修补或改造，意义不大。但是，书法界越来越多的“伪诗人”，正躺在古典诗词里反复炒着发馊的旧饭。古典诗词越来越倾向于写技巧诗、书斋诗、纸上诗，格律再规范、词句再精炼，心灵空洞，没有情怀，终是古风文字游戏罢了。诗人的架子端得很足，写出来可能连自己都不想读。一方面时代语境变化了;另一方面，写诗者早已没有“文心”可言。书法家强调国学修养，在我看来，更应该强调整体“文心”，“文心”关涉到精神气息的流转。强调文化、生活与人的关系，给生活做出了真情实感的表达。

      一个时代是有一个时代的生命气息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诗歌就涌现了一批像徐志摩、闻一多、冯至、戴望舒、艾青、卞之琳、何其芳等诗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余光中、顾城、江河、北岛、舒婷、于坚、王小妮、欧阳江河、韩东、海子、孟浪、陆忆敏、陈东东、万夏、杨黎、张枣、汪国真等一大批诗人，他们的诗正成为新经典。20世纪现代诗歌盛极一时，这何尝不是新文化精神，跟思想解放有关，因为精神的流转使生命变得神采飞扬。

      诗词必须要在生活中落实，诗词才有它的生命力。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首先是生活孕育了文化。从古至今，真正中国的圣贤，都是以时代生活、人生境遇为根底来讲文化。唐人不会与汉赋作为文体的主流，显示自己的古风，宋代不会与唐诗作为标准，彰显个人的才华，元朝也不会用宋词来显摆。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但每一个时代“诗”的载体并不一样，归根结底要回到自己的生活，回到自己的时代，不玄虚，不显摆。因为生活在变化，文化也要变化，诗词肯定要随之变化。

      诗言志，它的内部藏着新时代的义理，而现代的诗与歌就是一种世俗的义理，只是现代诗开放的节奏与声韵，更能以个性而独特的角度切入生活，以呈现出生活的复杂与丰富。现代诗与流行歌之所以一次次引发共鸣，那是因为一次次击中心声。这种心声是旧心灵的异见，也是生命义理的一次次崭新发现，不同于陈旧的吟唱，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

      如果将书法家视为艺术家，那么艺术家往往都是世界新价值的发现者和表达者，他不站在旧传统的价值观上，而是敞开生活的可能性，竭力寻找新的心灵体悟。因此，诗文无须遵循那个时代的旧格律来表达当下，而更多是通过现代诗文来张扬生命的自由和自身的价值，这是极富现代感的表达。

      我一直怀疑书法要不要时代性，是不是“二王”之后，不再需要更新了?如果需要，那么当代书法，包括笔墨、诗文内容、审美、理念，如何转换?目前，几乎所有的当代探索都被视为离经叛道。可以肯定，书法一定不是为了复活一种传统，书法当随时代才有生机。如果当代连诗文都要古典的，那还如何反映生活?反映时代精神?

      黄俊俭：水荣认为，诗文无须遵循那个时代的旧格律来表达当下，而应该通过现代诗文来张扬生命的自由和自身的价值，并认为书法家强调国学修养，更应该强调整体“文心”，因为“文心”关涉到精神气息的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