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 隶书《王尚恭墓志》 (局部)

　　《王尚恭墓志》于1936年在洛阳北陈庄出土，刻于宋元丰七年(1084)十月。志石呈正方形，长、宽均为77、厚15厘米。志文为隶书，分上下两列，每列41行，满行20字。《王尚恭墓志》全称为《宋故朝议大夫致仕王公墓志铭》，其志文由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撰文，着名史学家司马光书丹，李稹镌刻。《王尚恭墓志》是一方宋代名志，具有较高的史料和书法艺术价值。

　　王尚恭，《宋史》无传。《王尚恭墓志》志文在《范纯仁文集》中有记载。另外，在《宋史翼》和《宋元学案补遗》两本书中，有关王尚恭的事迹皆来源于志文。可见，《王尚恭墓志》是了解、研究王尚恭最翔实、最珍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可补史料记载之缺。

　　墓志中对王尚恭祖籍的记载与史料的记载完全相符。墓志云：“公之先盖京兆万年人，后家于果州，至皇考尚书公始家河南”。王尚恭之父王汲，墓志中称“尚书公”。王汲《宋史》亦无传。据君洙《尹河南集》所载王汲墓碣铭所云：“汲字师黯，祖籍京兆万年，曾家果州，后迁河南”。志、史可相互印证。

　　墓志记载：“元丰七年八月九日，朝议大夫致仕王公，以疾终于西都嘉善里之第，享年七十有八……十月九日奉公之丧归葬于河南府河清县上店里……”。“公讳尚恭、字安之……少力学与弟尚偕游庠序，喜亲贤士大夫……景元年兄弟同登进士科”。后尚恭被任命为庆成军判官，历知芮城、阳武、猴氏诸县，官至朝议大夫。尚恭“天性悌，襟抱开廓，居官有风力，遇事必务当理，不为苟且，善与人交……”

　　王尚恭在任职期间，为了表达自己改除弊政、富国强兵的政治主张，曾通过范仲淹向朝廷上书：“宜选将帅而委以不疑，责大功赦小过，以激其忠义。节寺观土木之费，损大臣郊祀亡赏，以宽国用。精择守令而简防禁，任官先才行而后常流，委长吏，彻冗员，以省事。减巡检，增弓手，以禁盗……”。这些切实可靠的建议得到了范仲淹的赞赏。在防御西夏对宋的进攻时，尚恭多次出谋献策，在歼敌制胜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王尚恭在任武阳知县时，包拯为府尹，包拯“爱公才明”。一次，经尚恭处理的诉讼案再诉与包拯时，包拯说道：“既经王宰决矣，何用复诉耶?”可见王尚恭处理案事的能力和才干是十分出色的，他秉公执法，不循私情也是值得人们信任的。

　　墓志后一部分记载：“……公已老矣……与乡里高人贤士以文酒相娱，故韩国富公，今潞国之公，留守丞相韩公、北都留守王公皆爱遇之。潞公集旧德之高年者为耆英会，图其像而赋诗者凡十二人，公居第四。命公书其诗于石，笔力精健，过于壮年。平生有诗千首，文士多爱重之……”。此段记载说明，王尚恭回乡后被列入贤人高士之列，为洛阳“耆英会”的成员。“耆英会”即文彦博留守西都洛阳时，集年老的士大夫集会作乐，当时称作“洛阳耆英会”。在《梦溪笔谈·卷九》中均记载有耆英会的来历、耆英会成员及成员排列顺序。耆英会的成员共13人，排列顺序以年龄的大小为主要依据，最长者77，王尚恭时年76年，位居第四。这一点志、史记载相符。而不同的是志文记载耆英会成员为12人，为何史书与志文记载相差一人呢?据汪介仁《中州杂俎》云：“司马光虽参与耆英会，年六十四，不及七十，按白居易九老故事，作为列席。”另志文为司马光书丹，可能有谦让之意，故未列入。所以志文记载为“十二人”。

　　以上志文记述了王尚恭为人豁达、襟怀坦白，足智多谋，为官清廉。年迈回乡后身居耆英会第四要位，卒后又有朝廷重臣为其撰文立碑，可见王尚恭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文彦博等人的政治观点和爱好趣味相同。王尚恭虽史书对其没有记载，但从志文中不难看出王尚恭在当时并非默默无闻之人，而是一位声名显赫、极有影响的着名人物。

　　《王尚恭墓志》是一方集名人撰文、名家书丹、名师镌刻的集大成之名志。尤其是司马光书丹的志文，更为书法家所青睐。司马光虽以史学着称，而不以书法影响后世，但在当时他的书法也得到人们尤其是士大夫们的一致认可。今存司马光作品实物不多，共有墨迹、刻帖和刻石三种10余件，有楷书和隶书等。从文献记载来看，司马光的隶书在当时颇有时誉，黄庭坚的《论书》中说：“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书极端劲，似其为人……”。据载宋高宗语称：“司马光隶书字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仿佛。朕有光隶书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明末清初朱彝尊引《宋鉴》中有宋高宗珍藏司马光隶书《中庸》、《家人》五卷的记载。

　　司马光为何对隶书擅长而又情有独钟呢?这是由于他对书画和金石考古之学极感兴趣，同时亦受汉唐一脉传承的以隶书铭石为古雅庄重，不以楷书为意的书法正统思想的影响。司马光传世的墨迹和刻帖均为楷书，今天能看到的司马光隶书只有浙江杭州南屏山兴教寺摩崖《家人》卦、广西融水老君洞摩崖《家人》卦、山西夏县《禹王庙题名》、开封博物馆珍藏的《王尚恭墓志》。其中，《王尚恭墓志》字字清晰，保存完整，能代表司马光隶书的最高水平。jidajia.com

　　《王尚恭墓志》为司马光晚年所书的一方墓志。志石布局分上下两列，这种形式可能在书写此志文时为手卷形式，故摹勒在方形志石上只好分为上下两列。这样反而使志石布局疏朗明快，形式新颖别致。就司马光书法而论，此墓志书法取法不高，似是承袭曹魏《王基残碑》等“铭书石”而来，故其淳古不及汉隶、流美不及唐隶，但其用笔方折斩截，笔力力透毫端，笔画沉涩刚劲，结体多取纵势。字体虽小，而意气雄厚。转折之处，锋棱宛然，刚柔相济。线条以直弧相参，于朴拙之中带有十分秀美之态。其隶法之外兼带楷意，无一般唐隶多见的肥满之弊，有不怒而威的风致。在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之风盛行之际，可谓难得之佳作。通观整篇志文，朴茂高古，气势雄浑，透露出很强烈的金石气息。

　　司马光虽不以书法名扬天下，但他能根据个人胸臆，博采众家之长，融汉隶的凝重、晋人的蕴藉、唐楷的刚健于一炉，形成鲜明的个人面貌和风格，在宋人书法中也是独树一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