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是由篆书演变而来的一种汉字形体。它把篆书圆转的笔画变成方折，后来笔画中又出现波磔，前人把这种带波磔的书体称为隶书。也有把隶书称作“八分”或“分书”的。将它称为“隶书”，大约是因为这种书体最初起源于民间徒隶（指下层民众）之手。将它称为“八分”或“分书”，大约与这种书体所带波磔在“八”、“分”等字中最为突出有关。

隶书产生的时间，历来说法不据班固《汉书●艺文志》，秦时，由于国家刚统一，官狱多事，而小篆难写，为了加快办事速度，也把原在民间流行的隶书作为文书用字。过去，一般人都据此定隶书产生于统一后的秦朝。并且还有秦狱吏程邈造隶书之说。秦朝在小篆通行的同时，隶书也在社会上流行，今天已经有不少实物可以证明。如１９７５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基出土的竹简，其字笔画虽然个别还略带篆意，但已经是完全的隶书。２００２年在湘西里耶出土的大量秦简，为官府公文，其字体也是秦隶。实际上，隶书作为篆书的简便写法，秦朝以前，应有较长时间在民间流行。近年出土的信阳楚简以及长沙仰天湖楚简等，其所使用的书体就与篆书有别而接近隶书。这说明隶书一体，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言程邈造隶书这种说法并不可靠。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彻底否定程邈其人在隶变过程中的地位，下杜（地在今西安市南）人程邈作为今知第一个知名隶书书法家，他对隶书定型作出过贡献，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汉承秦制，隶书作为“秦书八体”中的－一种，在汉代同样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这种字体也在推广使用过程中很快成熟起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大量帛书中，书于汉高祖时期（前２０６－１９５）的《老子甲本》，还是介于篆隶之间的古隶，但书于文帝时期（前１７９－１６４）　的《老子乙本》及《黄帝书》等，就已经是一种非常有特点的成熟隶书了。

隶书书法，除民间流传下来的帛书、竹木简书外，汉代刻石铭文，保存也较为集中。不过，西汉刻石，较为罕见，而且不少刻石或篆隶杂用，或为残存篆意的古隶。如刻于西汉景帝中元元年（前１４９）的《北陛石题字》，本为篆书，但其中两“六”字，一作篆，一作隶。《五凤二年刻石》（亦称《鲁孝王刻石》）虽是隶书，但无波磔，仍可见篆书笔意。西汉刻石与同期简牍书法比较而言，简牍书法的隶化程度明显高于刻石。

隶书成熟以后，在东汉碑刻中大放异彩。现存东汉刻石，以桓灵之际为多，后世所谓“汉碑”，其代表作大多出于这一时期。其中。刻于汉明帝永平六年（公元６３年）的《褒斜道刻石》、刻于汉顺帝汉安三年（公元１４４年）的《北海相景君碑》、刻于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１４８年）的《石门颂》、刻于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１５３年）的《乙瑛碑》、刻于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１５６年）的《礼器碑》、刻于汉桓帝延嘉八年（公元１６５年）的《鲜于璜碑》、《西岳华山庙碑》、刻于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１６９年）　的《史晨前后碑》、刻于汉灵帝建宁五年（公元１７２年）的《郁阁颂》、刻于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１８５年）的《曹全碑》（见图１－９）及次年所刻之《张迁碑》等，都是备受历代书法家喜爱的汉碑佳品。

在隶书著名书法家中，程邈之后，最负盛名的要数东汉末著名学者蔡邕（公元１３２　－ １９２）。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邕博学多才，精通经史、音律、天文，且善辞赋、工书画。其书以隶最有名。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１７５），与堂溪典、杨赐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后汉书）卷九十下本传）。世称这些六经刻石为《熹平石经》。石经用当时标准隶体书写，结体平整端庄，浑厚凝重，深受时人喜爱。碑始立，观视及摹写者絡绎不绝，以至“填塞街陌”。邕累官至中郎将，人称“蔡中郎”。石经书法，对后世隶书发展有较大影响。今存《嘉平石经残字》，以徐森玉影印《汉石经集存》搜罗最为完备。

曹全碑

隶书的成熟和定型，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汉字形体已经基本摆脱象形的束缚，向表意标音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为汉字的最终定型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