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龙颜碑》南朝

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爨道庆撰文，刘宋大明二年（公元４５８年）九月立。此碑原在云南陆良县东南２０公里的贞元堡。１８１６年阮元访得此碑，即为之筑碑亭保护。现存贞元堡小学内。正书，碑阳２４行，每行４５字；碑阴３列，上列１５行，中列１７行，下列１６行。碑末刻有清道光时阮元跋：‘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有摹刻本数种。此碑与《爨宝子碑》合称“二爨”。由于此碑身比《爨宝子碑》高大，故俗称此碑为“大爨

该碑从用笔上看，其横画虽然藏收尚有隶意，偶有含蓄的波磔，但多有上斜；钩笔均趱状出笔，点笔为三角形并多斜倾，撇笔呈捺状，捺笔多平出，这些都是明显的楷书笔画特点。碑中各种尖圆，方平之“点”，有如高山坠石，千姿百态；勾趨含蓄丰满，横竖中截坚实如铁，两端方圆恣肆；撇捺在末端忍着出锋后又急收，峻利爽洒，洁净明快。转弯抹角，方圆互成，正敬相济，既有天马行空之飞动，也有老僧补内之沉静。从字体结构上看，结体茂密，用笔宁静平稳，略失平衡的笔势组合，以助波澜。随笔法的变异而变，多无平面意义上的平整，实现了某些主体意义上的稳定和端正。且在方起方落的笔法中稍加圆意，或以重起轻收，为通篇加注似不完备而又生动活泼的天然意趣，饶有拔剑击石、挥桨分水之刚柔奇力。从章法上看，行距略小于字距，多少还带有隶书章法之特点，笔画在转折处既不像隶书的以转代折，又不像楷书曲直分明，转折时形态较为含蓄，如“御”、“阙”等字。其全篇格调统一，　布局疏朗，章法严谨，韵律和谐。

自从被发现后，学者文人竞相传拓考释，蜚声海内外。清桂馥跋：“正法兼用隶法，饶有朴拙之趣。”对此碑评价最高的当属康有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此碑列为品位最高的“神品”，而且居于首位，又在“十六宗”中称此碑为“雄强茂美之宗”

《瘗鹤铭》陶弘景

《瘗鹤铭》为著名的摩崖石刻，书自左至右。行楷，１２行，　每行２３字或２５字不等。据宋黄伯恩考证，该铭刻于梁天监十三年（公元５１４年）。石原在江苏镇江焦山西麓崖壁上，因山崩坠人江中。原壁再现后只残存８８字，清代凿取砌入空慧寺壁间，建碑亭护之。

南北朝有两处摩崖书法艺术的瑰宝：是南梁《瘗鹤铭》，系南铭之冠；一是北魏《郑文公碑》，系北魏之冕。两处摩崖可谓双星高照。

《瘗鹤铭》用笔与《石门铭》颇为相似，豪逸古朴，深沉凝重，锋中笔圆，势若飞动。主笔往往伸得很开，意如荡桨行舟，意境幽远。圆笔藏锋，却从篆隶变化而来。结体由中宫向外作辐射状，宽博舒展，上下相衔，仪态大方，似散还合，平中求奇，尽具真率之情，或纵或横，得字之真趣，错落疏宕，气势寬宏。字体大小各异，灵活多变。萧疏淡远，寓华美于沉毅，凌空弄翰，得苍雄之笔力。朴茂雅致，字形活泼，使章法生动而和谐统一。

《瘗鹤铭》被历代书家推为“大字之祖”，享誉极高。黄庭坚誉其为“大字之祖”，“大字无过　《瘗鹤铭》，小字无过《遗教经》”。曹士冕

《法帖谱系》说它“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清代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讲：“自来书律，意古篆分，派兼南北，未有如贞白《瘗鹤铭》者。”

《始平公造像记》北魏

全称为《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记》，刻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公元４９８年）。共１０行，每行２０字。现存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内。在《龙门五百品》、《龙门二十品》　、《龙门四品》　中都有《始平公造像记》，而且都居诸品之首位。在《二十品》中只有此记是阳刻，这不仅在题记中，就是在整个古碑刻中也是极为少见的。

此作为历代碑刻中少见的阳文刻石，而且书法与刻工都很精到，被康有为评为“能品上”。其用笔沉着稳健，笔画厚重，法度严谨。点画形态和谐统一并注重变化。

此记用笔极为大胆，笔毫尽力开展，以丰肥沉猛为特色。起笔用侧势切入的方式，然后稍稍一提，使用笔的重心由一侧移到行笔的中心线上，收笔大都也作方势，意如绝岸。此碑的结构采用“斜画紧结”类型，如字的中上部分特别紧密。特别是下部的横画和撇捺的用笔，非常舒展大方，同中上部的紧密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成为魏碑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色之一。从格局上看，此记采用写巨字的方法写小字，拓得很开，团得极密，处处给人一种见缝插针的感觉，尤其是笔画比较多的，字写得较小的，更是异常精彩，给人一种扎实的体积之暗示性，放者颇具神韵，收者笔力内藏，正者器宇轩昂，欹者姿态万千。如果将这些字放大至盈丈，其特点就更为显著了。就这一点而言，此记最为杰出。它一反南朝靡弱而俗之书．风，开创北碑方笔之典型，以阳刚之美流传后世。

《张猛龙碑》南朝

《张猛龙碑》额题记为《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北魏正光三年（公元５２２年）正月刻立。碑阳有２４行，每行４６字。现存山东曲阜孔庙之内。

在用笔上变化无穷，笔画的粗细、长短、方圆、曲直、平斜等，几乎没有一笔是雷同的，力尽变化之能事。这在历代书法作品中是非常特殊的，可以称得上是用笔的集大成者。它随文字赋形，不拘于形式，而且往往将密处收缩得极为紧凑，并将某些点画伸长，可谓收放有效，不拘小节。因为这一伸一缩，使密处更密，而其所伸之笔，则觉一往无前，气势拓展，令人吃惊。这也充分体现了书者的书法艺术个性。在结构方面，碑阳近千字，竟然没有一字相同。总体上看，其书势是采用内密外疏法，以险绝为其色。观其结构，我们还可以发现，其线与线的结合，并非是笼统意义上的空间排列。《张猛　龙碑》式的书法空间架构的美学意义就在于：它并不以空间平稳构造为终极目的，而是以线条的大胆倾斜、结构的揖让避就等别出心裁，展示出一个绝非平稳也非静止的空间，而是一个运动的空间。

《张猛龙碑》是北碑中最为突出的、最有代表性的碑刻。作为北碑之名品，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书坛的一致称许，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览赏临习。

《张黑女墓志》北魏

全称《魏南阳张玄墓志铭》，刻于北魏普泰元年（公元５３１年）。原已佚，仅传清代何绍基的原石原拓，称天下孤本。后屡有翻刻，皆无原石之趣，故世重何氏孤本。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张黑女墓志》　既不像龙门造像那样方折棱增，外耀锋芒，也不像摩崖刻石那样雄浑凝重，雍容朴厚，而于棱噌疏朗蕴藉典雅中别开一路。其用笔圆折清爽，筋骨劲健，质朴中有灵秀之气。转折处提笔拔锋轻转，抿去棱角，行笔轻缓沉着而笔致流畅，点画不温不火，意气静雅平和。结体以横取势，捺画时而轻扬，有八分意味，一派朴茂自然的韵致。

《石门铭》王远

全称为《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为北魏著名的摩崖石刻，北魏永平二年（公元５０９年）一月刻于陕西汉中石门之东壁摩崖上。共２４行，每行２２字。由王远书丹，武阿仁刻字。内容为记载汉代所凿石门荒废后，梁秦二州刺史羊祉重开褒斜石门故道之事。现存于汉中市博物馆。《石门铭》是北魏书体中颇体现当时的国教一道　教的哲学意识和思想情调的艺术珍品。

《石门铭》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清毕沅《关中金石记》谓其字“超逸可爱”。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其与《爨龙颜碑》、《灵庙碑阴》一起列为三“神品”，并说：“《石门铭》飞逸奇浑，　分行疏宕，翩然欲仙，若瑶岛散仙，骖鹤跨鸾。”

《石门铭》用笔信手自如，姿挺态宕，自然飘洒，写来好生轻松而逸趣橫生。笔画中转折、横、竖、撇、捺都极富变化。以圆笔为主，兼用方笔，转折提笔，抿去棱角，笔势婉通，点画血浓而骨老。结字斜正不拘，展收随意，有种独特的意趣。说明王远书写时处于一种心无挂碍、神游九霄的超世心态，无意造作，而是在无拘无束中创造了一种古朴虚和、汪洋恣肆的美。

《郑文公碑》郑道昭　

全称《魏故兖州刺史郑羲之碑》，也称《郑羲碑》，北魏永平四年（公元５１１年）刻。正书，郑道昭书。分上下二碑，上碑在山东天柱山，下碑在山东云峰山。上碑石质劣，字迹剥灭，下碑石质较好，故传世多为下碑。

《郑文公碑》既没有险峻欹侧的书势，也没有棱角兀突的锋芒，而是严格遵循横平竖直的原则，充分表现出作者对于书法的不凡造诣。笔触圆润充实，在平直中得其波逸之势，从而使所有的笔画能表现出古拙的灵动之气。尽管笔画的粗细大体都一样，　但毫无平板的感觉，意如老藤虬结，风格严整雄浑。用笔多中锋，而且裹锋逆势行笔，行处有留，留处有行，笔致舒畅，笔势婉通，笔力遒劲，具篆势，含草情，“笔势纵横而无莽野狞恶之习”。撤法的末端或直接向下提出，或作内收，笔触浑厚，不露锋芒。其他的笔画，不论是横竖转折，还是捺点钩，变化相当丰富。这种丰富性是掩盖在一种提按粗细不太显露的基调之中，这也正是此碑在用笔上与众不同的个性。在结构方面，此碑颇为宽博横逸，转折与横向的笔画尽力在平等之中求开拓，以矫健雄放为特色，处处给人一种具有体积感的暗示性，这是书势中最可贵之处。气势大度，格调严正苍雄，不愧是北碑中的神品。

《泰山金刚经》北齐

全称为《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字径二尺，现在存有９０１字。在山东泰山东南麓龙泉山谷中的石坪上，被称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仅有的空前绝后的摩崖巨制。多年来，这些字径逾斗的大字，一直错落有致地静卧在一千平方米的花岗岩溪床之上。一眼望去，茫茫苍苍，蔚为壮观，被尊为“大字鼻祖”和“榜书之宗”。

历代书法鉴赏大师对此经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杨守敬《学书迩言》说：“北齐　《泰山经石峪》，以径尺之大书如作小楷，纡徐容与，绝元剑拔弩张之迹，擘窠大书，此为极则。”康有为推为榜书题额之宗，草情篆韵无不备。他把此书与历代著名榜书进行了一番品评比较，认为：“榜书亦分方笔圆笔，亦源于钟、卫者也。《经石峪》　圆笔也，《白驹谷》　方笔也，然《经石峪》为第一。其笔意略同《郑文公》，草情篆韵，无所不备，雄浑古穆，得之榜书，较《观海涛》尤难也。”

该经的用笔有篆隶之法。起收藏锋严谨，行笔中锋一贯，　虽然波磔含蓄，舒展有异，但是隶书笔法仍然根基深远，其篆意可追溯到金文。方圆得体，形态拙朴，直而不僵，拔而不肆，弯而不柔。特别是“佛法”二字，其弯转自如，主竖伸长，横笔沉着，点笔灵动，均呈造极之势。其结体是典型的隶楷融合形态，生动自然，丝毫没有魏晋之后隶楷变异的生硬与造作。可以说，此作达到了结字的高度统一，宽博舒放，静穆平和，不人北魏风范的藩篱，不涉险奇怪诞。因为经石面积过大，所以它的章法不易窥测全貌，但仍可知全篇宽疏大度，神韵静穆，佛意雍容之布局。

《真草千字文》智永

墨迹，纸本。真、草二体间行书，２０２行，　每行１０字。真迹早已流人日本，藏于小川简斋氏。另有刻石本，以“关中本”为最善，刻于宋大观年间。

《真草千字文》的用笔或藏或露，笔道圆畅，在用笔上起止的铺豪运转快捷而且到位，笔锋的转换清晰不浊，朗丽、飘逸、劲健。笔势同而形状异。每一字都是连笔一气呵成，或有小的提起空中运行，但笔意是牵掣的。规矩谱于心中，笔画自然畅达。字形上无大的跳突，草法规范，一字一势，因形而就。　中官气满，笔画多的字，字中密不透风。行气平和流畅，布白均平。综观书法史，历代书评家对智永的褒贬不一。苏东坡评论：　“永禅师

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永师欲存王氏典型，　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云下欧虞，殆非至论。”张怀瓘《书断》：“师远祖逸少，历记专精，摄齐升堂，真、草唯命，夷途良辔，大海安波。微尚有道之风，半得右军之肉，兼能诸体，于草最优，气调下欧、虞，精熟过于羊、薄。”米芾《海岳名言》也说：“智永临　《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李嗣真《书后品》云：“智永精熟过人，　惜无奇态矣。

《千字文》是历朝书法家屡屡涉及的一一个题材。　相传，六朝梁武帝因为非常喜爱王羲之书法，命人将王书中各不相同的字拓出一千个，一字一纸，由周兴嗣编成四字韵语而成。后来因为便于记诵，成为学童的启蒙读物。智永《真草千字文》写本流传后，影响极大，对《千字文》的普及推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隋唐以后的书法家逐渐形成书写《千字文》的风气，著名者有欧阳询、褚遂良、孙过庭、张旭、怀素、高闲、徐铉、苏轼、黄庭坚、米芾、宋徽宗（赵佶）、宋高宗（赵构）、赵孟頫、鲜于枢、文徵明、章炳麟、于右任等。

《龙藏寺碑》

也称《正定府龙兴寺碑》。碑阳３０行，每行５０字；碑阴５列，每列３０行；右侧无字，左侧３列，上列６行，中列８行，下列２行。以明拓本“张公札”三字末刻为最佳。

此碑一直被称为是楷书的集大成者。楷书平和端正，既有南北朝的韵味，又显出中规中矩的法度。从其用笔上看，起笔、收笔处见方棱，横画收笔时，偶有隶意。转折处，外部方折有力，而其内部则圆婉秀润，无一笔雷同，又无一笔不得之于自然，蕴含着无穷的内涵。北碑的刚峻，南碑的淡雅，均被自然而然地融于其中。柔中能得至刚之力，刚中能合浑厚之气，既洗清了北碑的犷野，又扬弃了南碑的妍媚，平中求奇，秀中得拙，内含筋骨，外得婉丽，不作惊人之举，却处处有超凡脱俗之韵味。风神古雅，如得道高士，虽言语清淡，足以惊诸凡夫。至于笔法上的撇捺使转，似行还留，似留还行，锋芒半隐，曲尽毫端之情。至于气韵生动，质文参半，雍容秀雅，圆婉清润，风神秀出，妙接古今。即便让王羲之重书，不过如此而已。

此碑被喻为隋碑之冠。有人说它为《九成宫》、《孔子庙堂碑》、《孟法师碑》开了先河，也有人说此碑为褚遂良、薛稷的书法风格作了铺陈。总之，此碑在书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董美人墓志》

全称《美人董氏墓志铭》。刻于隋开皇十七年（公元５７９年）十月。正书，共２１行，每行２３字。董美人为隋文帝第三子杨秀之妃，１９　岁病逝，杨秀为哀悼她而为墓志撰文，书者不详。此碑于清道光年间于陕西西安出土，咸丰三年（公元１８５３年）毁于战乱。原石首行“墓”字“土”部二横间有点，翻刻本无。

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此碑上承北魏旧体，下开唐代新风，承前启后。书法精致工稳，玲珑秀美。结体略扁，笔画锋芒毕现，刀口有如新刻。此碑布局平正端庄，取格整齐疏朗，峻严挺拔，骨秀肌丰。字距行距差别不大，根据不同的文字取势，疏密参差，错落有致。善于利用字形结构的变化，打破了北碑结字紧密的特点，左右结构处理得当。在章法上计白当黑，当虚则虚，当实则实，以实显虚，以虚补实，显得整体布局得当，有空间节奏感。在结体上内收外放，故显得疏而不松散，密而不滞拙。字的内部结构以匀称的横细、竖粗紧紧收拢，撇捺和横画的主笔写得开朗，以拓展外势，显示出整体结构的谐调之美。它的用笔明显地继承了汉魏的传统笔法，方圆兼备，圆笔秀媚而挺拔，方笔写得峻严厚实。就是轻笔细画，也都显得分外刚健有力，毫无轻薄之感，足见笔者的指力、腕力不滞而又沉实。此碑的出现，对唐初的欧阳询父子的书风影响非常大，称得上是一方“骨秀肌丰”的好碑。此碑脱出了北魏的旧风，以崭新的姿貌出现在隋代。毫无疑问，它是隋朝书苑中不可多得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