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期，是艺术的自觉时期。正如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中所说：文的自觉．．．非单指文学而已，其它的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

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种自觉”王羲之、王献之“以极为优美的线条形式表现出人的种种风神状貌”，“仍然主要是那种飘俊飞扬，逸伦超群的魏晋风度”。这话说明了当时的风气和书法，特别是和草书的关系，草书发展到这个时代也自然出现了新的面目和新的市场。

如果说《非草书》中把那些沉浸于草书书写之人称之为不务正业的游手之徒而加以斥责的话，到了魏晋时期，沉浸于书法寄情遣兴则会受到朝野舆论的一片赞许。因此魏晋时期便出现了更为自觉追求的书法家群以及欣赏群，这也是魏晋时期品评入物之风所造成的。此阶段最有代表的人物当推王氏父子。

王羲之

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是影响最大的书家，历来被尊为“书圣＂　，在草、行、楷诸体之中都有独到的发展。在草书史上，他的出现使以前的草书书家都黯然无光了。

王羲之，字逸少，山东临沂人，尝以右将军官会稽内吏，因此又称王右军。王氏是名门望族，羲之七岁即善书，而又有“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美称。辞官后居山阴，与诸名士游山玩水，放浪形骸。最典型的就是永和九年（３５３年）暮春之初，与四十一人会于山阴兰亭，流觞饮酒，以茧纸鼠须笔作序，写下了著名的《兰亭序》。他是东晋时典型的名士之一　，在他身上体现着魏晋名士风度，他的潇洒非凡的气质，融于自己的笔底。唐太宗论其书说：“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可以说这种尽善尽美的追求正是晋时文人追求的方向。王羲之在书史上的主要贡献是行、楷书。对于草书，他的贡献却表现于以一种平淡冲和的气息　，提纯了今草的写法。魏晋时期的艺术观念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而艺术上的这种追求反映到王羲之的草书上则表现为形式上十分完美，气息上典雅飘逸。在这种要求下，王羲之必然以适合于气息特征的今草（小草）作为主要的书写对象，在今草（小草）的进程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结体和线条上表现为准确细腻，各方面都体现魏晋时期追求的“纯粹美”。他的小草在神韵线条、结构、章法中的确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在飘逸冲和的韵味下，他的线条和结字形式给人一种不可动摇的感觉　，正所谓“增减不得”，它的今草影响着整个古代今草（小草）发展史。

他的草书以《十七帖》最为著名，另外有《初月》、《寒切》、《行穰》等行草也较著名。

王羲之冲和飘逸的信札中偶有连绵不断的笔势，如顿首的写法以及《十七帖》的局部的写法，但这种偶出的写祛也并无大草那种狂放不羁的感觉，而是和他冲淡平和的今草（小草）融为一体的，以至十五、六岁的儿子王献之劝其父在“藁行之间”进行“改体”。但从王羲之的草书创作中并没有采纳其子的意见，真正的“改体”留给了后人。

王献之

王献之，字子敬，羲之第七子，与其父并称“二王”。自幼学书于逸少，后另立法门，张怀理《书议》说：“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这一段议论道出了　子敬在草书史上的地位，今观其作恰是如此，如《送梨帖》、《换鹅帖》，特别是《鸭头丸帖》，是他最为著名的行草书。他的这种行草书，一泻千里的气势将行、草巧妙地结合起来，字形虽倚侧跌荡，但因连接自如互相映照，显示出天真舒畅的气息。他的作品往往行草相间，同时在行草书的对比上有时跨度较大，体现了自己劝其父的“藁行之间”的观点，在行书之间加入连绵不断的草势，在书作中别具一格　，这种写法亦是后世所谓“雨加雪”的创作方法。王献之的风格正如《书断》所赞扬的：“若孤峰回绝，迥出天外，其峭峻不可量也”。从反面批评他的也有，如唐太宗的所谓“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王羲之传记》）无论赞扬也好，斥责也好，其线条的劲利、姿态的萧疏，则代表着有别于王羲之的另外一种风貌。他自己也十分欣赏自己的突破，所以当谢安问起他的书作和羲之谁好时，献之则说出“故当胜”的自信语。如果他谨守家范，可能其草书早已淹没于草书发展的长河之中了。而他现存的这种独特的草书风格和却其父一样，共同启发着后世的草书家。

在魏晋时期，章草仍是一种书写的重要书体，在章草创作中此时期比较著名的有索靖陆机。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是汉张芝的姊孙，做过酒泉太守，征西司马，后人称之为索征西。张怀瓏＜书断＞列索靖的章草为神品，称他“善章草与草书”，“传张芝草法而变其形迹。”索靖不仅善书，而且在草书理论上也有所研究，曾经作过著名的《草书状》一文。他的章草代表书作是（月仪帖》。另传还有《出师颂》、《急就章》传世，他的草书在当时影响很大，王隐称他“靖草绝世，学者如云”，其章草书风特点，变化较多，用笔坚韧。王僧虞《论书》记载索靖曾说他的章草是“银钩趸尾”。《宣和书谱）也称之为“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欧阳询曾见索靖碑，观之数日。

陆机

字士衡，陆逊之孙，晋时著名的文学家。现存的第一篇有　记载的文人墨迹《平复帖》即为陆机所书。《宣和书谱》称《平复帖》，“章草奇古”，一语道破了这篇作品和真髓。从作品的整体面目来看，《平复帖》古拙无华，与两汉竹木简一脉相承，和同时代的楼兰残纸的风格基本一致。秃笔枯锋古抽而自如，并无多大明显的波折。结字简约，平淡质朴，＂不趋体实”。所以“奇古”二字的确准确地道出了陆机的追求及作品的面目和价值。

在晋时还有许多无名氏的作品，在这中间有极珍贵的楼兰残纸，是行草相杂的书体，在艺术风格上与陆机的《平复》是同工的。另外还有大量的晋简传世，有些晋简草法放荡不羁，大有后世狂草风范，虽然用笔还有以往简书的影子，但在真、行书体发展的晋时，这种书体已是成熟的今草了。表现出不同于王羲之的另外一种风格面目。魏晋时期特别是二王，在中国草书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魏晋时期“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美的追求”，王诸人开创了草书史上、也是书法史上“今妍”的风貌。当然这里主要是指行草和小草。二王以后最先出现的小草书法家是智永。

智永，人称永禅师，名法极，俗姓王，吴兴永欣寺僧人，王羲之的七世孙，是王徽之的后人，生于南朝陈。可能因为祖上的原因，他首先是家法的传人。所谓“书以羲之为师法，笔力纵横，真草兼备，绰有祖风”。传说他在永欣寺四十年登楼不下，积年临书《千字文》，得八百本，江南的寺院各施一本。“求书者众，门庭若市，门限为穿，后以铁裹之，号称铁限”，还传说他写坏的笔头，可容竹篓一石以　上，居然积有五篓之多，后埋之为笔冢。所以智永便有了“铁限”、“笔冢”的美誉。他的草书作品，有墨迹《千字文》传世，正是“八百本”中的一本。现有墨迹早在唐时就由日本遣唐使和长安的归化寺僧，连同王羲之的墨迹一并携之东渡，现存日本京都。不论他的“笔冢”、“铁限”、还是“四十年”，“八百本”、多么令人吃惊！但观其《千字文》，也只能看出他笔墨的精当，结体的圆浑，技法的纯熟，而王羲之的那潇洒飘逸的气度、率意的用笔构图，在《千字文》中却很少有了。这可能也是他“四十年”，“八百本”所造成的吧！但是他特殊家庭的书学渊源，特殊的“铁限”、“笔冢”、“四十年”、“八百本”，这种用功的记载，使他在二王和唐朝之间架起了一座不可缺少的桥梁。

魏晋时期追求的“纯粹美”的时风，在章草上也转变了章草的审美观，使魏晋以后的章草也带上了“今妍”的色彩，用笔上渐渐脱去古风，而加人了“今妍”的行列。隋人墨迹《出师颂》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隋人《出师颂》展示出一种与汉时以及陆机《平复帖》等古朴简约书风的不同风貌，这也是“今妍”必然的风貌：笔法已缺少了质朴厚抽的意趣，结体也淡化了天然随意的格局，出现了一种秀逸的具有大幅度提按的用笔，以及构图上精心设计的新面目。这种面貌虽然离开了汉时章草的风貌，但却被同时代的人们所接受，因为它符合时代书风的要求，同时也正是这种面目影响了后世章草作家的章草创作。

总之，隋朝的草书艺术是承前启后的，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对各种各样的草书样式进行了选择性的继承，以王羲之的风貌为主流，继承和发展下去，开启了唐一代的草书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