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一个复古的朝代，也是一个文艺思想比较活跃的朝代，从书法上来说，朝中各帝都喜好书法，成祖朱棣，曾“诏吏部简土之能书者，，　储翰林，给廪禄，使进其能”，一时明代文人争相习书。

同时，明代又是一个帖学　大盛的时代，刻帖成风，反复翻刻已使原作失真，致使从明代开始出现了所谓整齐呆板，一字万同的“台阁体”。在这种“帖学”之风大行之时，一部分人确实成为“俗书”、“奴书”，然而有识之士，自有慧眼，并不随波逐流，写出了代表本时期的草书。

明代初年，较为著名的章草书家是宋克和俞和。

宋克

字仲温，号南宫生，长州人（今江苏苏州人），（明史》记他“杜门染翰，日费千纸”而且好走马学剑，研习兵书，是文武双全之人。他的章草习《急就章＞而能脱离赵孟须的藩篱，以自己对帖学的理解化出隽秀的新意，他临习＜急就章》有很多意临之处，虽说临习《急就章》在宋克以前，已有很多人作过变化的尝试，但宋克的《急就章》则变化较大，写出了他的理解。最能代表这种变化风格的是他的章草（书谱》，其中不光是风格变化，最惊人的是他把章草和楷书巧妙地融为一体。高明的是，楷书和草书过渡变化不留痕迹，使人感到虽是章草，但有楷意；虽杂楷书，却含草情，所以在视觉上并不抵牾。从这篇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一书体的革新。他一反赵孟颛甚至章草传统的圆浑古朴，而以挺拔隽秀作为基调，线条写得刚劲有力。从整体上看，以楷法带草字，把方扁的章草字形，写为长方，使人感到面目一新。而这一变革又行化出很多的审美意味，给习草者带来了很多启发。明清很多习章草者受到他很大影响。

明初习章草的还有俞和，传说他是赵孟频的私生子，自幼跟赵孟類习字，所写章草几可与赵孟颊乱真。

在明代真正掀起习草高潮的还是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等人。

祝允明

祝允明，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人，五岁作径尺大字，名动海内。为人性格豪爽，无拘无束。《艺苑卮言》说他：“习草则习大令（王献之）永师，海南。狂素、颠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阳，靡不临写工绝。晚年变化出人不可端倪，风骨烂漫，天真纵逸”。和文征明、董其昌相比，祝允明是一个专业书法家，一生唯有作书法。在行草书中，古代名家他没有不临习不研究的。他的草书以大草最为著名，继承于张旭、怀素，但并不如颠张醉素那样狂放，而是以一种天真烂漫的格调写出，因而其狂草尤为当世所重。

　祝枝山的传世草书有小草（永贞行》，写得欹侧诡奇，线条刚劲，变化多端，而其狂草《袼神赋》、《箜篌引》、《落花诗》却能看出对张旭、怀素、黄庭坚的吸收和消化。在字形的处理上，随机而变；在用笔上，深沉而不呆板，整章给人一种洋洋洒洒、气贯长虹之感、行间掺透已达到一种有意识的追求，使整章形成一种结构整体，当然这种观念还是不成熟的，因为在个别局部处理上常有不妥之处，但这些不妥之处也被他整体和气势掩盖了许多。

文征明

初名璧，字征明，后以字行，更字征仲，长洲人。是个书画兼通之士，而且是长寿书家，年九十岁时仍能作蝇头小楷，以楷行著称，小草得之于二王，写得典雅清秀但变化不大，然而这种风格在明代帖学大行之时很有市场。

其狂草专仿黄庭坚，如《七言律诗四首》字形，笔法与黄庭坚《李白忆旧游》极像，在文氏草书中算是佳作，不过也终没脱离黄庭坚的意味。

在与文征明、祝允明同时代的草书家中，以李东阳和王宠比较出色。李东阳习怀素而用笔流畅，王宠习魏晋写得典雅飘逸，祝、文之后在书坛上最有影响的人物是董其昌。可以说，他的出现使明代帖学登上了高峰。

董其昌

字玄宰，号恩白、思翁、香光，松江人。他天才俊逸，少负重名，在绘画和书画理论上都有很大的成绩，有《画禅师随笔》传世。他往往以禅宗思想来领悟书法的道理，他对米芾和赵孟颊甚是钦佩，行草书尤其以米芾为他学习的主要对象。同时狂草得力于怀素，以后结合自己对书法的体会自成一家，其狂草以《试墨帖》为代表，虽和怀素一脉相传，但其墨色微淡，字形的秀美，使转的轻柔，韵味幽润。给人以一种轻松自如的美感。

董其昌是他的学生和康熙皇帝把他捧到不可一世的地步，他书作中的秀美典雅，被后人强调到甜俗的地步。这当然和他无关，但这种风气在明末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不过晚明的草书是中国草书发展史上全面发展的时期，草书的各种表现方法，在晚明都达到了成熟的地步，谁都不能一统天下。因而在董其昌的同时或稍晚的一段时期里，风格样式层出不穷，像徐渭、陈淳、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归庄、屠隆，以及最后由明人清的二个草书大家王铎和傅山。他们共同把中国草书推向了高峰。在草书中，这里面较有个性的代表人物当是徐渭王铎和傅山。

徐渭

徐渭，字文清，更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山阴（绍兴）人。徐渭是书家、书法理论家，是诗人、戏曲家、画家，传说他曾饱读兵书，善于军事。他在绘画诗文，戏曲领域中都卓有成就。《四声猿》就是他写的。他曾八次去杭州参加乡试，作为“十岁得中秀才”，“以文才闻名乡里”的他，却八次都落第了．．．．．　．他也曾被浙闽总督胡宗宪所赏识，筹划过抗倭的军事行动，而这位总督却因事下狱后，徐渭也就无所归依了。可以说他的仕途是太不顺了，怀文武之才而不见用．．．．他“疯狂”了，曾自杀过，但没有成功。后因事下狱，在狱中达七年之久。出狱后，穷困潦倒。四处游荡。晚年又多病，只靠字画度日，七十三岁时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

徐渭是个大才子，是中国艺术界中少有的才子。是时代造就了他，使他把一种对社会不平的疯狂，融入到艺术中。这是那些朝北磕头的翰林们永远达不到的艺术境界。最能表现这种疯狂的是他狂草的气势，　似乎压到了颠张醉素。

从他对书论和草书的把握，可以看出在早年他下过很深的传统功力，这一点极为重要。正因如此，他在书法领域中的天才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但他在五十岁以后就以自我来统领传统了。他以一种奔放的笔势来寄托他那狂放的情绪，他用笔中的二王、

怀素、苏黄米等诸多手法都已消化为他自身，而他的节奏和构图，却是无迹可寻，独此一家。难怪被时人称为“野狐禅”。

如果硬性地去找出他狂草的特征，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去理解。

从整章上说，他突破行的观念，以一种“布匀而不必匀”的散乱构图求得整章的均匀、平衡。

从笔法上说，他将绞裹虚实、露藏、粗细、方圆等融于一体，随心所用。

从结构上看，字势欹正俯仰，无迹可寻，只是在表现神情中随意安排。

从节奏上看，他将疾徐融为一体，大起大落；从力量的运用上看，轻重交替，无不如意，随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袁宏道讲他“不论书法，而论书神”是书法家中的“散圣”“侠客”，无半点奴媚之色。他的影响是深远的，也并非有明一代能认识到的。

王铎

字觉斯，号嵩樵，河南孟津人，他生活在明清交替之时，在明朝他做过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清以后，他做了贰臣，因而他的生活和思想充满着矛盾和不幸。作为草书家，他是带有创造性的古典草书的集大成人物。他的草书宗法晋唐，他自己也说，“余独宗羲、献”，有人说他书学张旭怀素，他大叫不服！而申之以在宗羲、献的正道上学书四十年的辛勤劳迹，而且又讲每日的安排是“一日临书，一日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从他现存的大量临习二王的作品，是可以知道他的话是属实的，然而王铎美学思想是矛盾的，他在临习古人的模式下，时时留露创新的意识。从他临习《豹奴帖》即可看出，他把章草临习成连绵大草，除文字内容以外，而其书法的意味被他大部分变动过了。

他的草书最大的贡献是他把古代草书的概念发展到古典的顶峰。明代的草书，是中国古典草书的集大成时期，无论是草书实践还是草书理论，都达到前所末有的高度。从复古和继承的角度来看，由赵孟颛到董其昌的几百年努力，使得古典草书技法得到了全面系统的发展，同时这种技法已深深地融入有明一代的时风之中。从创新的角度来看，从杨维桢到徐谓已把一种草　书创新的观念烙人明代所有有见地的草书书家的头脑中，明代众多有成绩的草书书家，无一不在希望跳出古典的藩篱而另辟途径。而王锋则是古典和创新巧妙结合的一位书家。　他既有高超严谨的古典技法，又有明末草书界所特有的强烈的浪漫气息，这两方面在他特殊的生活和审美观的制约下融合起来。从他的用笔用墨来看，他穷尽了所有的草书墨法，从最浓到最淡，从涨墨到渴墨，在他的草书中无一不是运用自如。他的用笔也是多变的，方圆正侧，典雅刚狠、铺绞破拢无所不能。而且他以极强的笔墨控制能力把这些笔墨用法融为一炉，而又绝无不自然的造作之感。

在结构方面，他是磐屈错位的。他有一种极其敏感的构图意识。在字形的方圆、字态的欹正参差，行线的动荡错落，以及字内、字间、行间的黑白处理，完全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地步。很多地方暗合了甲骨、金文构图的天籁效果。把草书构图推向了高峰。

傅山

傅山，初名鼎臣，字青主，号石道人，山西曲阳人。他和王铎同时代，而且都是由明入清的。但是傅山入清后，却不愿为清官，而是着朱衣居于道观之中。以行医为生。

傅山在书法理论上提出了著名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作字示儿孙》的四组矛盾对立面，同时提出了全新的选择标准。他的狂草也正体现了他这种理论。他以一种率真拙放的手法，直抒胸臆，气势磅礴，一泻千里。　他并不讲究点划是否精当，构图是否精确，而是以一种充实内在的美感去震撼人心。他是以丑来表示大美，以大巧若拙的观念化为自己的表现方法。在似盘龙的粗犷线条缠绕而下的气韵中，使人体会到阳刚力度的壮观景象。

和傅山比较相像的还有朱耷，也就是八大山人，他是明王室，人清以后装哑数年，后弃家为僧。他的用笔清刚圆朴。带有一种清　高不羁的气息。也是明末清初较有个性的书家。

清代碑学大起，比较有影响的书家多是以习碑为主，对帖学持否定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使草书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清代有成就的草书书家很少，但是碑学的兴起给整个书界带来了很多生气，而碑学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成就也给后世的习草者以很大的启示，特别是对于草书线条有了更深的理解。清代的赵之谦等人的行草书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明末的道路，在帖学和碑学的融合上有过一　些尝试。而真正有意识地把碑学的气息和帖学的韵味相结合的书家则是清末的沈曾植，他的出现给清末书坛带来了全新的气息。

沈曾植（１８５０－　１９２２）字子培，号乙畲，晚号寐叟，浙江吴兴人，清史稿有传。他是一位饱学之士，对经史、地理之学有很深的造诣。和王国维等学者、书家过往甚密。中年以后，由于政治思想的原因使他潜心于书艺。在清末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他的草书独放异彩。他是从帖学人手，曾研习过欧阳询、黄庭坚、米芾诸家，晚年自行变法以黄道周、倪云璐两家笔法参以分隶，融碑帖于～炉自成一家，他的草书以章草著称，其用笔方圆兼收、古拙苍劲，已没有赵孟颛宋克等人的秀媚之感。他把碑派所提倡的金石气息，和帖派的韵味巧融于自己的章草中，所以他的章草呈现出全新的面目。在字形取态上他打破了赵孟癫、宋克等人的字字独立、大小相差不大的以正为主的格局，以方扁斜正并用的方法把形态写的千变万化，在不平衡中另寻平衡。清曾熙曾评其书说：“胜人处在不稳”，这也正是他草书的妙处所在。这种写法启发了当代章草书家，他的学生当代章草名家王蘧常先生在此基础，上继承发扬，写出了独具特色的章草风貌。另外，清代很多画家的题画草书，写得也相当别致。他们对草书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到了近代，于右任、林散之等人，又把草书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