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 文天祥草书 纸本，纵36·7cm日，横335.7cm，书于咸淳九年（一二七三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释文：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弛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孔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周公传国，孔子立言，恳恳于亲戚故旧者，皆所以厚风俗、美教化也。世远人亡，经残教弛。汉苏章为剌史，行部有故人，为清河太守，设酒肴，陈平生之好甚欢。乃曰：今日故人饮酒，私恩也；明日剌史案事，公法也。不知太守谓谁厥罪，惟何观其一天、二天之说!是必巧言令色之鲜仁而非直，谅多闻之，三益也。然既知之，有平生故旧，适然相逢，只当忠告善道，委曲，劝勉，使之悔过迁善，或使之自作进退。何乃待之以杯酒，加之以刑责?盖卖友买直，钓名干进尔，而论章者多亦不复用。然则，何益哉?世变愈下，人心愈非。至唐韩子，则叹有反眼下石，为禽兽之所不为者。宋苏子则谓争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者。观韩、苏之言，则苏章杯酒殷勤之欢，亦无之矣。周、孔垂训，必归之成德，君子有旨哉。
　　右敬斋谢先生坐右自警之辞。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人伦也。朋友居人伦之一。其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虽其情礼有降杀，而义之所起，皆天性之不能自己者。惟其出于天性，是以均为人道之大端。亲者无失其为亲，故者无失其为故，各尽其分，所以为人也。自汉苏章有刺史故人私恩公法之语，世以为固。然而，莫知其非，传为故实，流俗雷同，千余年于此。先生本之人心，按之经义，用春秋诛心之法，以卖友买直，钓名干进以发其微。于是，知章之不可干以私，乃自私之尤者也。正使当时繇是而为公为卿，外物之得，曾何足以救本心之失，况不必得乎。语曰：观过斯知仁矣。先儒谓：君子过于厚，小人过于薄，章不足云也。先生之论，足以树大伦、敦薄夫，俅来学之陷溺而约之正。先生真仁人哉。咸淳癸酉六月吉日，后学文天祥书。

文天祥草书《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研究 　　
　　文天祥（一二三六——一二八二年）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南宋宝祐四年（一二五六年）进士，理宗亲拔为第一。历知瑞、赣等州，咸淳中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卫王立，加少保，信国公。为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主政重臣、抗元名将。开庆元年（一二五九）蒙古军队围困鄂州，其上书积极主张抗战，并请斩时任主迁都的董宋臣。德祐元年（一二七五），元军东进，起兵勤王，官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并赴元营议和，被拘至镇江，乘机逃脱，端宗时官复原职，与左丞相陈宜中不和，率兵在闽粤一带活动，与元军周旋。祥兴元年（一二七八）兵败被捕，拒敌诱降，作《过零丁洋》诗以明志。押至大都幽禁三年，于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一月四十七岁时殉国，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媿。”其书宗法晋唐，著《文山先生集》，《江宁府志》、《宋史》中有传。 南宋末年，国力衰微，内忧外患。在绘画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尽是残山剩水，在书法艺术上则表现得恍然自失，而文氏书法则如明代鏊在《震泽集》中所言“公之精忠大节，焯焯天地间，而字画精妙，虽纸墨之微，亦皆不苟。”清吴升《大观录》中称“信国公精忠大节，以一身任有宋三日祀纲常之重，临池小道耳，无足为公轩轾，然世之宝公翰墨者，比于唐之颜平原。盖两公书不必同，其忠节同也。”可见人品、书品，文氏当为南宋末年书坛大家。据有关资料记载，文天祥以小篆书法闻于当时，《书史会要》中有这样的叙述，“（其）善小篆。尝见丹书一砚后云：‘紫之衣兮绵绵，玉之带兮粼粼。中之藏兮渊渊，外之泽兮日宣。呜呼：磨尔心之坚兮，寿吾文之传兮。庐陵文天祥书。’共四十四字，笔画贞劲，似其人也。”今其小篆世间已无传，所作书札文稿，多以行草为主，草书《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是其书法代表力作。
　　此卷纸本，纵36·7cm日，横335.7cm，书于咸淳九年（一二七三年），时文氏三十八岁。作品草书七十一行，其中《座右自警辞》四十四行，三百一十五字，字体稍大。后文跋二十七行，二百八十一字，字体较小。款署“咸淳癸酉六月吉日，后学文天祥书”，下钤“文氏天祥”篆书朱文方印。卷后有南宋王应鳞书跋，元代蒋岩、明代万韫辉、邾智、廖驹、程启充等人题识，并有谢源小楷书渠远祖谢昌元《行实》。卷首为清乾隆帝题“文天祥书谢昌元座右辞、内府鉴藏”等字，下钤“神品”、 “乾隆宸翰”篆书朱文方印。明代都穆的《寓意编》、清代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缘汇观》、清内府《石渠宝笈续编》等书著录。
　　关于卷中所涉及的谢昌元之名，见于《宋史·文天祥传》。文天祥被执至燕，“（王）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此句说明天祥被擒至燕时，谢昌元已降元。文氏书此卷于咸淳九年，时年三十八岁，昌元则六十岁。是年正月，天祥除湖南提刑，辞免不允，三月领事。《文山先生集》卷四有《湖南提刑到任谢皇后表》，说明此时天祥、昌元皆在湖南。谢氏以东汉冀州刺史苏章公志私恩之辩，而以敦友道、扶世教为己任，斥世间卖友求荣、钓名干进者，置之座右以自警。天祥在卷中跋谓：“足以树大伦，敦薄夫，救来学之陷溺而约之正，”称赞谢昌元为“真仁人”。王应麟在跋中也赞道：“敬斋（谢昌元号）述之，矫薄归厚，文山健笔，立懦廉顽。”据此卷中谢源所撰昌元《行实》载“昌元字叔敬，号敬斋，资州资阳人，淳祐四年以《易经》魁蜀省，登进士第，累官至秘书少监。宝祐五年以知施州除太常博士。南宋亡后，至大都大安阁里朝见，圣旨劳问甚悉，分付平章：‘他是直南好秀才，你好看觑他者。’……又奉圣旨，随驾上都。嗣是，日蒙宣问，因得历陈时政得失，无所顾忌。奉圣旨:‘将谢秀才所奏各事遍行天下。’累蒙圣问，欲得何官，尚书累辞不拜，曰：‘陛下安用此亡国之臣。’圣当年七月，内忽承宣命；赐以前职，勾当专一讲究中书省里公事，尚书再拜。……留京十有四年，……圣元二十九年卒，年七十九。葬鄞邑翔凤乡之原” 谢氏在史书上无专传，除上述谢源《行实》外，元人袁桷《清容集》卷三三《师友渊源录》中称：“谢昌元，资州人，淳祐甲辰别院第一，守封州，提举广东常平。幼岁见刘文节公光祖，能道蜀士大夫言行，可传录，言蜀中亡事甚惨，侨居于鄞。入朝，为礼部尚书。”另外，袁桷还在《延祐四明志》卷五中称：“谢昌元字叔敬，西蜀资州人，幼岁见刘文节公光祖简州，应对敏解，为题扇赠之，且勉以学。见魏文靖公了翁，复奇之。类试四川第一，调绍庆府教授，守施州，筑城以备御。开庆元年，除太学博士，迁太常博士，知封州，新学校。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奏蠲盐银，以宽民力，疏人不报，卒损俸代偿之。为沿海参议官，因家于鄞。·德祐元年，以著作郎迁秘书少监。……（至元）十四年，世祖平宋，乃命子召昌元入朝，上深器之，呼为南儒，预议中书省事。……为礼部尚书。……至元浑一之际，凡所朝议，昌元诸人皆得预闻，后以老归，卒，葬于鄞。”据全祖望《鲒琦亭集外编》卷六《陆字鐤墓碑铭》称：“昔德祐之际，谢昌元赞赵孟传诱杀袁进士以卖国，执事之家风也。今幸总戎不为孟传，遂使执事不得收昌元效顺之功，以是知卖国之智，亦不能保其万全也。”文中所说袁进士是指袁镛。万斯同《宋季忠义录》卷八中说： 二辰镛字天与，鄞人，有大志，邃于《春秋》，登咸淳进士第，以父忧末即仕。见国势日蹙，窃叹日： ‘生则宋臣，死则宋鬼。顾无寸兵尺地，不能捍御以固社稷，得仗义执言，从常山、睢阳于地下，不失为宋臣，是矣。’适元将遣游骑十八骑驻西山之资教寺，镛悲愤激烈，约沿海制置使兼知庆元府赵孟传，将作少监谢昌元共御敌。二人曰：‘尔第先往，我二人当以兵继。’镛遂奋然独往，厉声言曰： ‘汝主无故谋起干戈，残我土宇，使我人民宛转锋刃之下，天下鬼神所不容，四方忠义之士日夜愤惋，勤王之师四至，吾恐汝此归无日也。’言未竟就执，而二人已密往东厩献版图迎降矣。元将奇镛才，胁令降，曰：‘从则富贵，不从则烧戮汝，’镛骂曰：‘我为宋臣，死则死耳，终不从汝也。’元将怒，纵火缭之。须发殆尽，词气愈厉，至死不稍变。其日，家人惊悼，赴水而死者十有七人。” 《宋史翼》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此兵闻之，疑信犹未决，明日元兵四集，孟传、昌元惧，乃以兵献干慈溪之东厩。镛失援被困，因挺身与接战，自辰至酉，力不支，为所擒。” 可见谢昌元此时的所作所为，卖友求荣，与《座右自警辞》相差甚远。他一生前期倡言周、孔之道，人伦之本，论文谈兵，济时捐俸。为人之所仰。后期竟沦为卖友求荣、钓名干进的降臣，这是文天祥生前所料不及的。从是卷的书法风格上看，文氏用笔多出于阁帖，而又接近于王献之、怀素，字与字之间相互呼应，行笔流动，以中锋为主，间施侧锋取势。清阮元在《石渠随笔》中说：“书法极摹怀素。”安岐《墨缘汇观》中也评此卷“笔法清劲纵任，不苟其辞。”明人张丑评其书则为：“信国书体清疏挺竦，其传世六歌等帖，今人起敬起爱。”的确，文氏之书因其人品高而广受后人珍视。
　　文天祥现存的书迹除《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外，尚有《小青青诗卷》、《端阳帖》、《木鸡集序》、《虎头山诗》等传世。其中《木鸡集序》是文氏咸淳九年所书，与《自警辞卷》同出一年。其章法似王羲之、怀素，线条瘦硬，收放自如，体势通达，可以说是《自警辞卷》的“姊妹篇”。另有草书名作《虎头山诗》是文氏被执后书于元大都，其作笔触偏细，用笔多有牵联，清疏可人。款署：“天祥泣血”。此书极具儒家风度，书法洋溢着很浓的书卷气，精致脱俗，后人跋此书为?“…其笔意乃雍容闲雅，无一毫惊惧荒迫之状。……然非素存素养之，孰能如是乎？”此语道出文氏临危不惧，面对生死泰然处之的儒生本色。此作是其高尚人格又一次升华的外在体现。 （作者：中国国家博物馆 海国林）

图文资料转自《中国书法》2004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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