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家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不断的求突破，其中祝允明为代表的吴中书法家成就比较高，故有“天下书法归吾吴矣”之称。后期明代书法发展到最高峰，出现了像徐渭等一批划时代的大家。想了解更多书法相关干货内容，请持续关注“新翰丹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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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而不出

      近人马叙伦先生曾有诗曰：古人书法重临摹，得兔忘蹄是大儒。赝鼎乱真徒费力，入而不出便成奴。意思是说学书首先要临摹前人之书，但一味的去效仿，不求突破，则又没有多大出息，用这首诗概括明初期书坛可谓形象贴切。

      明初诸帝大多善书。据载：太祖御书“端严遒劲，妙入神品”、成祖“书甚奇”、仁宗临兰亭“意法神韵，唐之太宗不能过也”、宣宗书“行云流水，飞动笔端，真天藻也”等。皇帝好文喜书，“下必甚也”，加上成祖曾昭善书者与翰林院写内制，皆授中书舍人，时以书取仕，故学书之风大起。然明初书坛专以学元人赵(孟頫)体和晋代王(羲之)体为尚，尤以赵体笼罩一时，均以学得酷似为能。其时，较有影响的三宋(宋璲、宋克、宋广)、二沈(沈度。沈璨)、解缙、陈壁、俞和等人。

      在明初赵体、王体和馆阁体盛行中，只有极少数书家能突破前人的框框，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解缙(字大绅，吉水人)便是其中的代表。他是位有个性的人物。书如其人，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工行草，得笔法于危素，所作狂草纵荡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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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容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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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初书坛虽然沉寂，但正是在沉默中孕育着爆发，到明中叶，以吴中一带书家为首的书法得到快速发展。在当时有名望的书家中，吴中一带占了近一半，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有其必然的社会原因。

      明朝经过一百多年的恢复发展，元末战争的创伤到这时已经得到医治，社会经济已恢复。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在江南吴楚等地，尤其是在吴中一带，交通方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手工业发达，生产力水平处于全国的前列，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艺术界的各个领域的繁荣，能使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文学艺术方面的创作。当时已有人指出：苏松地区在正德以前“百十一在官，十九在田，”四、五十年后不种田的增加了三倍，“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书法界也得到繁荣。

      明中期书法与明初相比是发展了一大步， 相当一部分的书法大家能窥晋唐，各取所需，再揉合自身的创意，取得突破。

      与明初的诸家相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专师于一人，而是尽量做到广而博。如文征明“刻意临写，亦规模宋元，既悟笔意，遂悉弃去，专法晋唐”，至于祝技山遍临诸家，就更不用说 了，开阔了视野，自然也提供了多种创作途径。这一时期书法虽然得到很大的发展，但由于时代约束限制，社会为艺术家提供的素材不是很丰富，自然也不无缺憾。近人马宗霍先生评曰：“然京兆之草，颇伤陨放，待诏自负隶法，亦不中程，贡士晚节，以已意为行书，则嫌气俭。”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在明代书法史还是很重要的，它既延续了前期崇尚帖学的传统，又开创了明后期“愤书”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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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奇丑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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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在交通便利、农业及手工业较发达的地区萌芽，并由此产生了市民阶层，商品贸易的本质决定了商人唯利是图的特点，虽然发育的不充分，但这种自我意识已涉及到各个阶层。

      在思想文化领域，传统的程朱理学受到全面的挑战，以王守仁、王艮为代表的心学便应运而生，他们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明哲保身”，这些观点正是当时新的生产关系的集中反映，为明代中后期书法家的“愤书”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政治上，封建统治日益黑暗，皇帝经常不问政事。万历时，神宗曾30年不上朝，“大臣离职不闻不问，都察院8年不配正官，诏狱遍地长满野草，封建法制近于废弛，整个国家机器几乎凭借惯性运转。”表面的繁荣下掩盖着丑恶的真实。

      南明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此时的书家国破家亡，其悲情之情尤甚。

      程朱理学与王守仁心学的矛盾、理想中的礼仪之邦与现实中的兵荒马乱的矛盾、满清与汉明的矛盾、忠与贰的矛盾等无处不在他们书法作品中得到体现。如王铎(字觉斯，孟津人)“其笔超意妙，重笔乃师张长史，轻笔则取法释怀素，既有癫笔，更具狂法”，观其行草，险劲苍老，淋漓和健融传统严谨的法度，超诣的技巧于一炉，是当时骇世惊俗的作品中典型代表。

      总之，在这一时期，明代书法发展到最高峰，也是我国书法史自晋唐后又一顶点。其最大的特点是有感而发，既是主动又是被动，其意境非一般人所能达到。

      当时的历史条件也为他们取得如此高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传统的程朱理学的抛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等新事物的产生，人文主义思潮的扩展，个性的相对解放和冷酷的现实生活形成的强烈反差等都是他们取得成就的必然条件。

      在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思想解放、个性的发展是关键的因素。有明一代，自太祖时起，在士大夫中就有一种敢说敢为、欲与人论短长的风气，士大夫以受朝廷重罚为荣，世人也谓其节气高，故明代的“廷杖案”也极多，这是以前各代所没有遇到的社会风气。一些在野的书法大师大都属于此清流人物。

      虽然中国古代早就有以诗言志之说，先哲们早就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但早期的天人合一、以诗言志，只是理论上的追求和现实中的探索，直到明中叶以后，由于资产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才使封建制度严密体系中出现裂痕，以诗言志、以书言志才可能出现，人们在受到长期的思想禁锢之后，感受到一丝自由的生活气息，徐渭、王铎等人正好被历史选择，才能使中国书法在晋唐之后又一次达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