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的中后期，政治风气极为败坏。嘉靖时，皇帝有二十多年不上朝，严嵩父子当权卖官鬻爵，肆无忌惮，朝堂内外，一片漆黑。与此同时，王阳明倡导的的“心学”，从根本上动摇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给徐渭产生了极大的鼓舞。更多书法内容尽在新翰丹书法！

      1.半生落魄已成翁

      徐渭，1521 ~ 1593 年，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

      徐渭生于明正德末年，正德皇帝(武宗朱厚照)是明代有名的荒淫皇帝，武宗死后无子，堂弟世宗(朱厚熄)即位，为嘉靖皇帝。世宗即位后，废除武宗政策，但大权落于奸相严嵩等人之手，社会腐败，政治黑暗，内患外乱，明王朝岌岌可危。

      徐渭家原是绍兴城里的名门望族，《赠族兄序》记“吾宗居会稽，自吾祖而上，代多豪隽高贵老寿之人”，但徐渭家族在徐渭出生后便开始败落了。

      徐渭父亲为举人，曾游宦西南各省，后因病退还绍兴原籍。原配童夫人生二子，长子徐淮和次子徐潞。童夫人中年去世，徐渭父亲娶苗宜人为继室。苗宜人未能生育，徐渭父亲晚年纳苗宜人的侍女为妾，生了徐渭。

      徐渭出生百日后，父亲过世，嫡母苗氏对徐渭宠爱有加。徐渭自小天资聪.颖，4岁长嫂去世,已能代长辈迎送吊客，6岁入学，记忆力超强，几百字的文章背诵是他的儿时乐事。8 岁学做八股文章，有神童之誉，12 岁向陈良器学古琴，会自谱古琴曲，14岁开始歌唱作对，并向王政学习琴曲，15岁向彭应时学习剑术。徐渭10岁时，长兄徐淮经商失败，家道中落，14岁嫡母苗氏去世，生母因是妾，不能掌持家务，徐渭不得不依靠长兄徐准生活。

      20岁徐渭考取山阴秀才，21岁，徐渭入赘同县潘家，离开长兄，随岳父潘克敬去广东阳江结婚。岳父欣赏徐渭才华横溢，潘氏也善解人意，婚后不久，徐渭23岁首次去杭州应乡试，未中，不得意，但家庭生活平顺。两年后，长兄徐准服丹药中毒死亡，祖产基业变卖一空。26岁妻潘氏因生子徐枚,肺病加重，次年去世。徐渭经受了一连串的沉痛打击，虽岳父一再挽留，因妻去世，科举又一再失意，便离开潘家，迁往东城设馆，开启了教书生活。

      徐渭从23岁至41岁，八次乡试均未中，连举人都未考上，至死都是秀才。徐渭生活的时代正值16 世纪，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已经到了明王朝的衰落期。

      徐渭生活相当贫困，只能习画以遣时光，却变成誉满一方的画家，也结交了当时不少的有名画家，如谢时臣、沈仕、沈明臣等。当时南戏非常流行，陈鹤、沈仕擅长戏曲，徐渭亦开始戏曲研究和创作，36岁写出极具参考价值的《南词叙录》。

      37岁，仕途不通的徐渭走上了大多数绍兴文人的老路，当上了师爷，被时任浙闽总督的胡宗宪看中，招至任浙闽总督幕僚军师，为其代理奏章、信札。《明史》记载:

      “渭知兵， 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

      徐渭对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多有筹划，并参与抗倭斗争，恰逢胡宗宪猎一白鹿,嘱徐渭作《献白鹿表》进贺，表文奏上后，极得明世宗赏识，并得当时著名古文家、兵部郎中唐顺之赞赏。表文的成功，不仅胡宗宪有了极大荣耀，徐渭的才华也得到了肯定。

      这也是徐渭一生中荣誉最辉煌最幸福的时光。

      胡宗宪则更加器重徐渭，胡宗宪重修杭州镇海楼，嘱徐渭作文记之，徐渭提笔立就，胡大喜，当场赏银220两，徐渭便在绍兴城辅买地十亩，屋二十二间，自题“酬字堂”额。41岁娶继室张氏，日子渐渐丰润起来。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奸相严嵩被明世宗嘉靖皇帝革职，胡宗宪被弹劾为严嵩同党遭押解进京。徐渭返山阴，3年后，徐渭得知胡宗宪在狱中自杀，写《自为墓志铭》。

      《明史》记载：“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引巨锥事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先后自杀九次，自杀方式相当极端、残忍。

      46岁时，徐渭怀疑张氏不贞，杀死张氏。入狱服刑。徐渭在狱中完成《周易参同契》注释，并揣摩书画艺术。

      徐渭入狱后，礼部侍郎诸大校、翰林编修张元汴( 徐渭同学张天复之子，明末张岱的曾祖父)均予以援助，他们都是徐渭的至交，又是状元出身，在友人的解救下，徐渭53岁借万历元年( 1573年)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大赦之机获释。出狱后，徐渭游览了杭州、南京一带，结交了诸多书友，真正抛开仕途，醉情山水，偕学生四处列游，写诗记游，眼空千古，独立一时。

      明神宗即位初，阁臣张居正主持国政。徐渭60岁时，应好友张元汴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关系恶化，徐渭生性放纵，张元汴恪守礼教，张元汴常以礼教制约徐渭，徐渭恼火，与老友交恶。情绪郁结，旧病复发，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从此，徐渭再也没有离开过山阴。

      晚年的徐渭，越发厌恶富贵者和礼法人士。交游大都为老友和追随他的广]生。“ 忍饥月下独徘徊”，几乎闭不出，有人来访亦不愿见。张元汴去世时，徐渭前往吊唁，抚棺恸哭，不告姓名离去。徐渭在家乡山阴只得靠卖字鬻画度日，手头略有宽余，便不肯再作，加上贫病交加，所蓄亦变卖殆尽，常至断炊，却颠狂清傲愈甚，不肯向富家贵室低头乞食，有时豪饮酒肆，有时自残毁面，精神状态愈发糟糕。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徐渭在贫病与怨愤中自作《畸谱》一卷，一生坎坷的徐渭最后在“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的境遇和贫病的折磨中躺在稻草堆中默默死去，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床整席都没有......

      2.独立书斋啸晚风

      明代诗坛，曾出现一股拟古风潮，徐渭对此深表不满，并作尖锐批评：

      “鸟学人言，本性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像，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

      徐渭的这一观念 ，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

      徐渭书法和明代早期书风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用笔狼藉，自认为“书法第一， 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书法发展到明代中期，开始进入到一个重要的转折期，书法改革，尤其草书形式再次大行其道，徐渭书法从吴门书风主张唐经的反叛中出发，吸取北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追求艺术个性中走来。

      明代中期，商业经济日益发达，文学艺术空前繁荣，江浙一带尤盛，儒家理学思想占据正统地位，明皇帝大都崇尚佛教和道教，嘉靖帝崇信道教，道教盛行，佛、道、儒思想形成三教合一。

      帖学发展到明中期，书法的“法”的稳定和推崇，使书家在创作过程中丧失了自我表现。王阳明心学的兴起打破了程朱理学的桎梏，重视人的情感和自然追求，主观情感的表达成了艺术创作的首要因素，自然之性与有法之天下决裂，本心、至情、至性的自我主张，在艺术创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徐渭用“己意”突现了对传统笔法的改变，最大的改变则是那些高头大轴的行草书。徐渭言: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徐渭认为赵孟頻为“法”而缚，缺少主体观念，缺少激情，并指出书法最大的弊端在“不出乎己而由乎人”，反对一味复制古人承袭而不求变。徐渭在《题自书一枝堂帖》中言：

      “高书不入俗眼，人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

      3.人书无隔自澄明

      徐渭因杀妻在狱中坐牢时，平日闲来无事就以书法、绘画消遣度日。

      徐渭常常在醉酒时写字作画，此《春雨诗卷》亦大醉之作，卷中之字，颠逸淋漓疯狂醉态跃然纸上。非理性之美，非一般身陷囹圄悲凄者所能想象。

      徐渭的行草书和他的大写意水墨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创作前精神已然进入了一种创作状态，忽略了周围事物的存在，身边的一切对他而言已不存在，任性情，任情意激发，大呼小叫，癫狂放逸，胸中唯有书，所以其草书的潇洒狂放更胜于其他书家一筹。

      徐渭的书法作品往往字距行距甚密，几无空隙，满纸云烟惊涛，如乱石铺街，字形连属，生气涌动，气势壮伟，这样的书写章法在其他的书家作品极其少见。

      徐渭在《评字》中说:“笔态人净媚，天下无书矣。”徐渭一贯都鄙弃干净漂亮的书体，认为如果普天下的都是干净漂亮，徒有浮浅、媚态的书法，那就再也没有书法艺术可言了。

      徐渭用笔奔放不羁，苍劲豪迈，具超然姿态，书法入情入性，情感激烈，字形大小参差，饱蘸墨，直到笔枯，墨色浓湿自然，数字连绵，笔意相续，起笔多藏锋，行笔提按快慢、虚实变化多端，是徐渭功力与才情的最佳表现，与徐渭晚年悲愤、压抑、无奈的心境吻合，真挚动人。

      徐渭书法深谙浓淡枯湿，相变相生之理，走势自然而出枯笔，枯笔不见萧索之病，反得老健之神;行字大多外张，密不透风或斜伸或横冲，或紧张或离散，自然无法，自性澄明;人书无隔，开书法艺术高境界。

      徐渭死后20年，“公安派”领军人物袁宏道不遗余力搜集徐渭文稿，研究徐渭，他认为徐渭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明之上”，“不论书法而论神，诚法之散至，字林之侠客也”可谓徐渭知音。

      明张岱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徐渭书法是其美学思想的完美呈现，也是其创作精神的物化表现。

      徐渭的追随者不计其数，有八大山人，有“青藤门下牛马走”的郑板桥，有“恨不早生三百年，将为青藤磨墨理纸”的齐白石.....徐渭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在当时乃至后世影响可谓冠绝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