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漫长复杂的社会变革，皇权依然是中国历史叙事的核心。与宋元时期相比，明朝的君主权力专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统治杂糅了蒙古可汗和宋朝皇帝两方面的传统，儒学依然是政治文化的根基，但儒家核心思想中强调义务和互重的君臣之道却被严重动摇，这深刻地型塑了明代的政治生态，并成为明代在17世纪中期最终崩溃的原因之一。

      同期，明代的相权虽然遭到削弱，但士绅阶层依然成为官僚体系的中坚。自15世纪起，他们不仅主导了明代地方社会的礼俗和经济秩序，还主导了人才选拔的关键——科举考试。前所未有的竞争激烈局面促使士人除了考取功名从政外，也开始尝试更多其他的人生选择，例如耕读、从商、执业、行医、出隐、幕僚或者在野议政等。此间中国经济和财富的持续增长，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的崛起也为此提供了客观基础。

      这种多元化的士人生态即是明代文化艺术繁荣的深层背景，在近日上海龙美术馆举办的“龙与士——明代中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特展”上，有着特别叙述。“士人”不仅是明代“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阶层之首，也是明代社会精神生活、观念和形象的塑造者。

      以今天艺术史和视觉文化的视角看，明代传世的图像与物品之丰富是之前的时代所未有的，它第一次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中国社会的文化丰富性。而塑造这一印象的正是这些文人士大夫，以及他们所影响的其他职业阶层。

      在明代，尽管书法和绘画可以被职业匠人所从事，但被精英和富裕阶层认可和珍藏传世的依然大多是文人雅士的作品，以本次展览为例，其中有多数作者都是进士出身，并在朝廷有过或短或长的任职，列中如吴宽、王守仁、王鏊、赵南星、熊廷弼、史可法更是明朝政治、思想和军事史上的代表性人物。

      书法和绘画在士人和时代的价值天平上，也被提高到与诗文创作几近同等重要的位置。尽管沈周终身未仕、文徵明也是短暂地周旋于官场，唐寅更因涉科场舞弊案终身鬻画为生、仇英为职业画师，后世并称的“明四家”生前早以画名广受推崇。

      明代是物华丰盛的时期，这个世界里生产和消费的商品之多之精，历史上前所未有。虽然宫廷始终是艺术和奢侈品的生产和重要消费者，但随着晚明的到来，士大夫和富贵人家开始争夺对于“品味”的话语权，鉴藏之风风行明代社会，重要的近代和当代书画名家倍受追捧。

      在17世纪初人们的书画品味发生之前，文徵明一直被认为是明代最伟大的画家和书法家，到晚明来自上海的董其昌改变了这一状况，他提出的文人画“南北宗”理论和艺术实践，深刻地改变了此后中国画的创作走向。

      该展览展出明代书法和绘画作品合计83件（组），时间范围自元末到清初，类型包括扇面、挂轴、册页和手卷等，涉及到的创作者近60位，风格基本涵盖明代书画史的各个专题和流派，其中尤以多件长达十米的手卷而成洋洋大观，仅以图像的角度看，相信都将是一次关于明代的视觉盛宴。但艺术不仅仅关于图像，它更是文化和历史。在展出的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行旅、送别和雅集文化如何出现在明代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里，也可以看到手卷、扇面和册页这些形式如何作为礼物和社交场景，巩固和创造人际关系。

      绘画不仅仅基于友谊和礼尚往来创作，也被悬挂于特定场合和季节，成为新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图像出现在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记录呈现明代人的时空观和日常审美，甚至参与集体信仰的塑造。

      但无论如何，绘画中的士气或文人气是至关重要的。吕纪、吴伟、张路、周臣、仇英这些或服务于宫廷，或服务于民间的职业画家，他们被时人追捧和画史铭记正源于此。

      书法是最直接表现作者精神的一种艺术形式，更能体现书写者的内在学识、哲思与道德文章。士大夫未必擅长丹青，但书法是必修的事业，甚至皇帝本人日常也需临池不辍，当然这首先因为书写贯穿于文士阶层的各个生活场景当中，书写即生活本身。

      毫无疑问，明代是一个巨变的时代。皇权与士大夫阶层之间的复杂张力不仅是解读明代社会演变的关键线索之一，也是今天我们欣赏阅读明代书画的重要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