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的历史

      　　砚和笔，墨的诞生好比是孪生兄弟，几乎是同时出生，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它们发端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成形于商周，成长发展于秦汉，兴盛于唐宋，明清为其鼎盛时期，并一直沿用至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正渐渐地成为实用而精美的艺术品，在各个不同时代表现出不同特色，并产生了一些光耀古今的代表人物及艺术作品。

      　　我国古代的笔就是毛笔，它究竟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什么时候，目前还没有比较确切的定论。不过在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彩绘陶器，上面所绘的图案，清晰流畅，粗细得宜，色彩和水份饱和，这不是用一般竹木削成的笔所能表现出来的，而必须用蓄水多，柔软而有弹性的裹束起来的毛才能做到的。毛笔的雏形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至殷商时期，在河南安阳发掘出来的陶器中，有用笔书写的痕迹。1932年发掘出一片写有“祀”字的陶片，笔锋清晰。1936年又出土了一件用朱笔书写的陶器和一些先写(亦用朱笔)后刻的卜辞甲骨片。这说明，我国的毛笔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商代已开始运用于绘画和书写了。

      　　古代制笔的原料，主要是兽毛，人们最初曾经利用过各种禽兽，牲畜的毛来制笔，如鸡毛，鹅毛，雉毛，羊毛，鹿毛，猪毛，豹毛，虎毛，甚至还有用人的须和胎发的。但长期的实践告诉人们，兔毛才是制笔的最好原料，尤以秋冬的山兔毛为佳，因其质坚和健，春夏的兔毛则不堪用。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毛笔，当是湖南，河南出土的战国时期毛笔。笔管竹制，髹以漆汁，用麻丝把兔箭毛包裹在竹轩的外周，形成笔头，笔锋坚而挺。1954年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的一座战国墓中出土的一支毛笔，笔身套在一支小竹管内，笔杆竹制长18.5厘米，径0.4厘米，笔毛长2.5厘米，是极佳的野兔箭毛所制，极宜书写简牍。还有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一支毛笔，其形制和战国笔大致相同，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改良。该笔在竹管的端部凿成腔，以 纳笔头。整枝毛笔纳入一个和毛笔等长的细竹筒中，竹筒中间的二侧，镂有8.5厘米的长方形空糟，以便取用毛笔，竹筒髹以黑漆，并绘有朱色线条。

      　　我国古代还有“蒙恬造笔”的传说。蒙恬，秦名将，公元前223年他奉命南下伐楚，途经中山(今安微宣城地区)，见山兔毛长适于制笔，遂命工匠制造了一批改良的笔，世称“蒙恬笔”。司马迁《史记》中载：“蒙将军拨中山之毫，始皇封之城，世遂有名。”所以“管城”也就成了笔的别名了。说明这时的毛笔已经基本定型，并有了装饰。在战国时，对于笔的称呼不一，楚称“聿”，吴称“不律”，燕称“弗”，秦统一六国后，才统一称为“笔”。汉代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纸的发明，更促进了毛笔的进一步改进。笔头不仅用兔，羊毛，还采用了鹿毛，狸毛，狼毛等原料混合制成。其制笔之法，有的以兔毫为笔柱，羊毛为笔衣，或用人发梢数十茎，杂青羊毛并兔毫，裁令齐平，以麻纸裹柱根(见王羲之《笔经》)。因此，汉之制笔硬，软毫并用，亦可谓早期的“兼毫”。此时对于笔管的质地，装饰也渐渐地重视起来，有的还以金银为饰。据《西京杂记》载：天子所用笔，管则饰以错宝，毛皆以秋兔之毫，并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值百金”。清代乾隆年间的唐秉钧在《文房肆考图说》卷三《笔说》中也说：“汉制笔，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管非文犀，必以象牙，极为华丽矣。”笔在此时已经不仅是书画的工具，而开始成为艺术品了。

      　　秦汉之际人们有将毛笔簪戴在头上，以作装饰之用的习惯，因之笔杆较长，有20厘米左右，笔杆上还常常刻有工匠的姓名，笔尾削尖，并髹之以漆，称之“簪白笔”。“白笔”指未蘸过墨的新笔，以新笔作簪用，故名。汉代有“簪白笔”制度。汉代官员为奏事之便，常簪戴毛笔。

      　　魏晋簪笔之风不再时行，笔杆逐渐变短。三国时有魏国人韦诞，字仲将，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有文才，善辞章，并以制笔和墨闻名当时，他所制之笔，人称韦诞笔，着有《笔经》一卷留世。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详细介绍了韦诞的制笔方法：“先次以铁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调平，将衣羊青毛，缩羊青毛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合扁卷令极圆，讫痛颉之，以所整羊毛中为笔柱，复用毫青衣羊毛使中心齐，亦使平均，育颉管中宁随毛长者使深，宁小不大，笔之大要也。”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韦诞的制笔方法，同时也反映出魏晋时制笔的过程和特色。

      　　隋唐的毛笔，笔头短而硬，以安徽宣城的笔风行天下，其中制笔名家有：

      　　1、黄晖。相传他得到蒙恬的制笔方法，所制的笔称“鸡距笔”，鸡距即雄鸡跖后突出像脚趾的部分，因锋短，犀利如鸡距，故名。

      　　2、宣州陈氏。唐代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制笔名家，名字不详，相传陈氏之笔特别为当时书法家喜爱。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曾亲手写过《求笔贴》向陈氏之祖求笔;唐代着名书法家柳公权也曾向陈氏求笔。宋邵博《闻见后录》中载：“宣州陈氏家传右军《求笔贴》，后世益以作笔名家。柳公权求笔，但遗以二支，曰公权能书当继来索，不必却之。果却之，遂多易常笔。曰前者右军笔，公权固不能用也。”

      　　3、诸葛氏。其制笔以一种或二种兽毛参差散立组合而成，经久耐用，与当时宣州陈氏同享盛誉。郑文宝《江表志》中载：“宜春王从谦喜书礼，学二王楷法，用宣城诸葛笔，一枝酬十金，劲妙甲于当时，从谦号为‘翘轩宝帚’。”唐时诸葛氏笔已为诗人书家所推崇。

      　　唐代的笔，以兔毫为主，大多出自宣州。选料精审，质量高超，它们受到了官府和皇室的高度重视，并且成了每年都要向皇帝进贡的“贡品”。现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中国之唐笔，有斑竹管，有斑竹管镶象牙，也有全管象牙，拨镂碧色之管的。这说明唐代笔的丰富多彩，工料精致。

      　　由于唐笔的锋短，过于刚硬，故蓄墨少而易干枯，于是又发展产生了一种锋长精柔的笔。长锋笔的出现对于毛笔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它带来了唐宋时期纵横洒脱的新的书风。

      　　宋代的制笔工艺，一改晋以前的旧风，逐渐趋向软熟，虚锋，散毫。当时的制笔名匠众多，有：诸葛高，安徽宣城人。出身制笔世家。书法家苏轼曾称当时无心散卓笔，“惟诸葛高能之，他人学者皆得其形似而无其法，反不如常笔，如入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诸葛元，诸葛渐，诸葛丰及歙州吕道人，吕大渊，新安汪伯立，均为其传人。

      　　吕大渊，黟州(今安徽黄山市黟县)人。在继承宣笔制作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宋黄庭坚《山谷笔说》中载：“黟州吕大渊悟韦仲将作笔法，为余作大小笔十余枝，无不可人意。”吕道人，歙州人。其制笔技艺 继承宣笔制作之长又有创新，名扬一时。黄庭坚《山谷笔说》中载：“歙州吕道人非为贫而作笔，故能工。”吴说，宋代笔工吴政之子，继家法制笔，笔经久耐用。程奕。苏东坡说钱塘笔工程氏制笔，有前人风格，使写字轻巧，制作精妙。待其瑛，擅长紫毫“枣心笔”。所谓“枣心笔”为笔毛中心有物，如枣中之核，故称。张遇，以制丁香笔为人所知。黄庭坚说：“张遇丁香笔，捻心极圆，束颉有力。”丁香笔为宋代毛笔的一种。 汪伯立，新安(今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南宋理宗时，徽州知府谢 则以汪伯立笔，澄心堂纸，李廷 墨，羊头岭旧坑砚称为“新安四宝”，一并列为进献朝廷的贡品。

      　　到了元代，宣州笔声名煊赫的地位逐渐由湖笔(即浙江湖州，嘉兴一带所制笔)代替。这是由于南宋小朝廷偏安杭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所造成的。再说湖州早就有制笔业，尤以善琏镇为最。相传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禅师(隋朝有名的书法家)游善莲镇，住在镇上蒙恬祠侧的永欣寺，与当地制笔工匠经常切磋制笔技术。智永喜爱书法，他用败的笔头足足有五大竹箱，埋在晓园(今善琏镇轮船码头处)，名“退笔冢”。智永禅师圆寂后，笔工把他埋葬在“退笔冢”旁。入元以后，浙江吴兴一带先后出现了一批制笔名家，他们精雕华饰，不惜成本，以博取统治者的欢心，因而包揽了所有的“御用笔”，以致湖笔声誉日隆。湖笔用山羊毛，野兔毛和黄鼠狼尾毛，经过浸、拨、并、配等七十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笔锋坚韧，浑圆饱满，修削整齐，具有“尖、齐、圆、健”的笔之“四德”。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冯应科，元初湖州着名笔工。所制湖笔被称为“冯笔”，与当时书法家赵孟 的字，钱舜举的花鸟画，一并誉为“吴兴三绝”。《湖州府志》中曾有“吴兴冯笔妙无伦”的词句给予赞扬。张进中，元代湖州笔工，以 毛作为制笔原料，制成 笔，为皇宫中所用。清阮葵生《茶余客话》中载：“都城耆老，善制笔。管用竹杆，毫用 ，精锐宜书。吴兴赵子昂，淇中王仲谋，上党宋齐 皆与之善。尚方有所需，并非中笔不用，进中每月执笔入宫，必蒙赐洒食。”周伯温，元代笔工。西域人，名沙剌班，以制黄羊尾笔扬名当时。继承了古代制法，深受世人赞美。陆文宝，元末明初制笔家。浙江吴兴人，声名出众，制笔技艺传至其子陆继翁后，大有继往开来之势。明书法家曾 《赠笔工陆继翁诗》称：“吴兴笔工陆文宝，制笔不与常人同。自然入手超神妙，所以举世称良工。”陆文宝制作的笔还曾入贡为御用笔。

      　　同时吴兴的笔工也大量地向外辐射，使湖笔在江苏，浙江各地普遍地都有制作。到了明清，制笔在工艺上不但讲究实用，而且更注意装饰。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作为工具的毛笔制作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明清两代精制华丽的毛笔，其中有一部分即是皇室的“御用笔”和官府用笔。制作的精美表现在笔头选毫极精，笔头捆扎出竹笋式，香盘式，兰花式，葫芦式等多种形式。笔头与副毫因毛色现出层层不同的色彩或锋淡而副毫渐浓， 色变化颇为美观。当时用毫有羊毫，紫毫(兔毫)，狼毫，貂毫，猪鬃等不同性质的毛，并创新了毫制笔，即利用各种不同性能的毫互相搭配成中性的毫，使笔毫软而圆健，强劲有力，达到刚柔适中，经久耐用，挥洒自如和尖，齐，圆，健的要求。根据书法，绘画的需要，还创新出现了揸笔，斗笔，联笔，提笔等写特大字的大型笔，以及蓄墨较多的长锋笔等新品种。笔管的装饰上也创制出了许多精巧的工艺，从质料到装饰花纹都有创新。当时有竹管(棕竹、斑竹、湘妃竹)，玉管(青白玉，碧玉)、玳瑁管、雕漆管、剔漆管、黑漆描金管、填漆管、象牙管、瓷管、木管(硬木、乌木、鸡翅木)、珐琅管等多种质料(图69)。装饰题材丰富，雕镂精致，色彩鲜艳，大体以吉祥图案为主，有双龙戏珠，龙凤，八仙，云凤，云蝠，古钱，人物山水等。

      　　明清二代的着名笔工有：

      　　陆继翁，明代笔工，陆文宝之子。施文用，明代笔工。浙江吴兴人。精制笔翰，多作为贡品，进献皇宫内府，被达官贵人视为案头清玩，笔杆常标“笔匠施阿牛”记号，弘历皇帝鄙弃其名，改为“施文用”。此后施文用的名字在湖笔界有了盛誉。张文贵，明代笔工。杭州人。长于制画笔，有“画笔以杭之张文贵为首称”的赞评。周虎臣，清初着名笔工，江西临川人。制笔规模较小，以自产自销的方式经营，清康熙三十三年(694)在苏州开设“周虎臣笔墨店”，专门制作经营毛笔;后于1862年扩展到上海开设分店，而后总店也迁至上海，成为拥有100多名笔工的作坊。子继父业，连续七代。周虎臣制笔选料，做工，以精美实用而闻名。王永清，清代笔工。江苏吴县大郎桥人。善制笔，不传徒不设肆，治笔于家，制笔做工精细。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中记有王永清语：“吾之治笔也，先纳笔头于粗管，修去其曲与偏之甚者，胶尖，俟干透，乃倒梳其根，令净，换管再扎，又择去不甚直而圆者，再胶再梳，又恐曲与扁者虽净，或有圆正而其材不长，不能齐尖者厕其间，上齐则下所 入管者少而根硬，下齐则腰发胖而尖薄，是亦未足以发挥指力，曲折如意也。又择而梳之，然后固扎其根而黍以投于精管，故终笔之用，而无一褪毫，尖尽秃而笔身仍韧好不僵也。”说明王永清制笔相当讲究而能耐用。王兴源，清代笔工。浙江归安善琏镇(今属浙江省吴兴县)人。在扬州设肆卖笔，是湖笔名师之一。李馥斋，清代北方笔工。道光时人。精于紫毫(兔毫)兼羊毫制笔，尖，齐，圆，健四德皆备。又能制作卷心笔，其功能超过一般规范，大可作擘窠巨字，小可作楷书，为当时书家文人所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