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在中国文学史上颇有地位,他流传至今的作品有600多封书信、数首诗和《兰亭序》。

王羲之的书信有的很长,纵论国家大事,阐说人生道理,虽然率意为文，不事琢磨,但都情辞恳切,议论中肯;他的短笺,内容多是家常琐事,三言两语,信笔写出,姿态活泼,甚有情趣。著名的《+七帖》中有几则短笺就很有代表性:

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远惠之至。

此信致周抚。周抚是东晋名将,长期镇守巴蜀。王羲之跟他有深厚的情谊。周抚不远千里,寄蜀地特产邛山竹杖给羲之,羲之以之分送会稽友人,信中即述此事。《礼记.王制》讲:‘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送老年人手杖,乃是敬老尊老的表现。羲之此笺,语短情长,既见友情之笃,又见尊老敬贤之诚。

《十七帖》中又一则:

知有汉时讲堂在,是汉何帝时立此?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画又精妙,甚可观也,彼有能画者不?欲因摹取,当可得不?信具告。

此信亦致周抚。王羲之在信中询问汉代讲经堂中残留下的壁画,周抚可否能找人给摹绘- -套寄来。信中羲之表现出对益州汉画的巨大兴趣,让人窥见这位艺术大师闪烁灵光的心底。

《十七帖》中一则:

彼盐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见不?为欲广异闻,具示。

此信亦致周抚。羲之向周抚询问巴蜀是否真有盐井、火井,因为文献、传闻都说巴蜀多盐井、火井。为了落到实处,羲之特别加了“足下目见不”一句,让人想见这位艺术家清纯真率的天性和对益州山川物产的好奇心情。

《十七帖》中又一则:

青李、来禽、樱桃、日给滕,子皆囊盛为佳,函封多不生。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为致子,当种之。此种彼胡桃皆生也。吾笃喜种果,今在田里,唯以此为事,故远及。足下致子者大惠也。

此信亦致周抚。信中讲到,橄榄沙果櫻桃等果木种子,周抚从益州寄给羲之,羲之播种后,发现用布袋装来的发芽成长得好,用木盒装来的多不出苗。言外意是请周抚再寄果种时用布袋装盛。信中还说到去官之后特别喜爱种植果树,周抚送来的胡桃也长得很好。末尾诚致谢忱。此信看出羲之跟友人周抚的深情厚谊,琐屑小事的叙述中,也表现出羲之之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深挚情怀。

王羲之传诵千古的杰作是《兰亭序》。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当时名土谢安、孙绰以及本家子侄献之.凝之等41人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饮酒赋诗，各抒怀抱。事后,诸人诗作汇为一册,王羲之为这册诗集写序,此序因而题作《兰亭序》。《兰亭序》前半写宴集的时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也。

序文把三月三的宴集交代清楚之后,即以清简的文笔描绘出会稽山阴山川的秀美和宴集诸人“一觞一咏”“畅叙幽情”的乐趣。“仰观”、 “俯察”二句,见出羲之阔大的胸怀和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兰亭序》的后半部分即事抒情: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踅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上半部分将文义归结在“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一句中,表现出乐观的精神。下半部分笔锋陡转,兴尽悲来,惜春伤逝,对人生聚散无常,年寿不永发出深沉的喟叹。上下两部分在情调上的矛盾似乎不易理喻。实际上,这个情调上的矛盾,正说明了王羲之在人生哲理上的严肃思考是深沉的。“宇宙之大”,“品类之盛”是客观世界的特征,它呈现在人的面前，给人生展示着世界的多样性,也使人感受并享有人生的美好。故而，“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人生可以是乐观的。但是,“宇宙之大”、“品类之盛”是永恒的;而个体生命,尽管“修短随化”,却“终期于尽”,是短暂的,一去不复返的。因此,个体生命的“死生亦大矣”,生之可乐,不正衬出死之可哀么!反过来,人生也正因为有死亡的哀痛横亘在生命的尽头,生命的欢乐才得以增强,才能愈加显示它的针对死亡的价值和反抗死亡的意义。所以，“列叙时人，录其所述”也就不只是文人的风雅,而是有着更深沉的人生意蕴。薪尽火传，“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个体生命的人生实践和体悟并不因其血肉之躯的“终期于尽”而一并绝灭;“后之览者 ,亦将有感于斯文”，“斯文”的精神因此可以得到承传。在《兰亭序》“悲夫”“痛哉”的情感所显扬出的乐观的人生精神是理性的、深沉的,而不是盲目的、浮浅的。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情调上的“悲夫”“痛哉”并不一定指示精神上的颓靡不振,蹈励发扬的人生精神往往不用轻松欢快的情调去表现,《兰亭序》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钱钟书先生论到《兰亭序》时曾说:“余霖辑周箦《采山堂遗文》卷上《褚标遗诗序》:‘尝怪古人当欢宴之日,而悲感凄其,常溢言外。其登临山水,俯仰古今,反覆流连,有不胜其哀者,如羊叔子、王右军之流,为不少矣;冯登府《石经阁文》初集卷三《重葺眍舫落成文燕记》:‘《诗》言兄弟燕饮,及于朋友,既极笾豆之和乐,而不忘死丧之威。古人值悦怪之时,未尝不念嘉会之难得,既喜而复悲，如羊叔子、王逸少之流,盖慨乎其言之也。’夫有待之身，及时行乐,则深感于时光之逝而莫留,乐事之后难为继。《全晋文》卷三三石崇《金谷诗序》修辞较洁,写景叙事为主,与《兰亭诗序》异撰,而日:“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又与王《序》戚戚有同心焉。卷六一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永一日之足,当百年之演....耀灵纵辔,急景西迈,乐与时去，悲亦系之。往复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陈矣';卷一，一一陶潜《游斜川诗序》:‘悲日月之既往,悼吾年之不留';卷一-六七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俄而太阳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皆如曹操《短歌行》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几成题中应有之义。唐人游宴诗文仍每落套,王勃《滕王阁序》:‘鸣呼!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即一例也。”(钱钟书:《管锥编》)钱钟书先生从详赡的征引中总结出存在于我国古典文学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抒情范式,这个范式的杰出代表作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兰亭序》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杰出的文学成就,不只是它运用、展开了这个范式,更是由于它在展开这个范式的过程中注人了我们已经给予分析的深沉的人生哲理。王羲之的诗歌现存《兰亭诗》二首,诗意与《兰亭序>相仿佛,也写得清丽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