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书法，必涉及文学，谈及文学，必涉及文字，而文字之演变，又是一部书法史。从“六书”到篆隶楷行，汉字描摹世间万象，其光芒照耀宏大与精微，而文学史上的每一页绝伦华章，必然关系着书法史上的每一纸神品无上。那么，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书法和文学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更多书法内容尽在新翰丹书法！

      关于创作内容

      书法作为一种线条的表现形式，和文字的关系最为直接而紧密，而文字作为书法的载体，内容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整个书法作品的质量。通常，一幅作品包含着无数的人生感悟、生活情趣以及对世界大千的真实感慨。且不论功夫和技巧，书法首先要拥有的就是优秀的内容，无论是经典诗词抑或其他优秀的文学作品，甚至是自撰的作品，都是能够直接而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发扬个人风格、引起赏者内心共鸣的内质。

      所以，好的书法作品，内容尤为重要，优秀的文学作品只有被优秀的线条表达，方为上品。例如，苏轼的书法作品《赤壁赋》，且不论作者在书法上位列“宋四家”之首，单单作为文学作品的《赤壁赋》，其光芒就足以照耀千古：全文情韵深致而理意透辟，在怀古伤今的同时，贯穿了精神解脱的达观，独特的艺术构思在中国文学上有着很高的文学地位，并对后世的赋、散文、诗产生了重大影响;再如明人唐寅的《落花诗册》，其内容本是沈周因丧子而撰写的七律十首，唐寅适逢科场被黜人生失意之时，乃和作为七律30首，诗中所寄寓的关于青春易逝、怀才不遇的感叹，绝不亚于其作为书法作品的丰润灵活与俊逸秀拔。

      关于创作风格

      文学作品的风格，必与书法作品风格相呼应，才显得整体和谐。或潇洒、或高古，或秀逸、或浑厚，或描摹物象清朗生动，或表达思想深厚隽永，表现形式只有与作品内容匹配，方臻于高妙。

      试想，李白的《侠客行》若以钟繇风格的小楷表达，则远不如以张旭风格的狂草表达，同理，作为墓志铭文，或汉隶或魏碑，都显得庄重沉稳，能准确表达出对已逝者的敬意，若将狂草刻于碑，岂不有失礼仪?再如《兰亭序》与《祭侄文稿》，作为“天下第一行书”与“天下第二行书”，二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创作风格与内容高度融合：永和九年的一次曲水流觞里，王羲之本来是要为大家的诗文作序以记录三月雅集，孰料在感叹人生的喜悲之余，一纸由平静到激荡的绝美书法作品竟然诞生了;而颜真卿痛失侄子，因而有了悲情潮涌、气势磅礴、纵笔豪放、一气呵成的千古名作。

      关于精神立意

      书法与文学，都讲究立意，所谓“意在笔先”和“胸有成竹”实际上是相通的。书法的用笔、结体、章法，文学的见景生情、因物起兴，都需经过艰苦而漫长的构思、准备，绝不是一挥而就的。比如在书法创作过程中，我们通常会提到“字眼”，同样，在文学创作中，我们会提到“点题”，都是一个道理，精心的构思和酝酿，是下笔之前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刻意而为之，毕竟，有感情艺术才有温度，就拿颜真卿《祭侄文稿》和苏轼《寒食帖》来说，皆是无意之中的佳作，所谓“无意于佳乃佳耳”。

      关于文学底蕴

      苏轼说：“文无深意不书”，我们可以这样比喻：文学是书法的内功。就书法来说，内外之功相辅相成，才有可能出现好的作品。换言之，没有深厚的文学底蕴做基础，书法作品纵然在笔法、章法等技巧上十分娴熟，但其依然是空洞的，苍白的，只有“读书破万卷”，方能“下笔如有神”。

      我们往往会发现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书者书法基本功不错，对线条、谋篇布局等技巧的把握比较到位，其作品猛一看气象万千，着实动人，但走近一看，难免让人大跌眼镜：内容本来是李白的诗，落款却写成杜甫，要么就是内容本来是宋词或者元曲，落款却是唐诗，更甚者，内容中有不少错别字或者繁简并用、用错的情况。例如有人在创作时，将“十里红楼路不遥”写作“十裏紅樓路不遥”，很显然，他不知道“里”字在这里的意义是距离单位，其繁体应为“里”，而非与“外”相对的方位名词“裏”。

      因此，大凡优秀的书家，其首先是个优秀的文学家，关于这一点很多例子可以证明：“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同时位列书法“宋四家”;位列“吴中四才子”的文征明，于书法又相当精绝，尤其小楷造诣颇高;再如曹操、李世民、李白、苏轼、米芾等，无不是书文俱佳。

      关于创作途径

      就创作途径而言，无论文学或书法，都离不开汉字，二者皆是以汉字为载体的艺术，汉字的含义是文学作品的内核，线条与结构则是书法的内核，文学和书法都在表达一种神韵、心境、感悟或理念。书法于文学来说，实现了雄浑或飘逸的直接视觉美感，文学于书法来说，准确表达了内蕴情感，寄托了性情与思想，可以说，二者相辅相成，有机交融，在艺术手法上相通，都通过笔墨传递思想与美感。

      关于德行修为

      无论文学或者书法，都贵在“修德”，只有树立崇高的德行，作品才能更加熠熠生辉。古往今来，历代优秀的书法家和文学家都很注重人品，甚至可以说，人品的高下直接决定了作品的高下。欧阳修说：“非贤哲能书，惟贤者可存。”元代郝经也在《陵川集》中曾说道：“盖皆以人品为本，书法即心法也，故柳公曾谓‘心正则笔正’，实乃书法之本也。”可见大凡大家，无不在意品行修养，实际上非但书法与文学，无论方方面面，品行应是第一位的。

      位列“楷书四大家”的颜真卿之所以历来为书者及世人所推崇，除了其作品炉火纯青之外，想必更值得称道的应是其刚正不阿、忠君爱国的大德。相反，蔡京书法也是功力非凡，与“宋四家”水平不分高下，甚至超越位列“宋四家”的蔡襄，可是终未能与“宋四家”并驾齐驱，何也?由此可见，德乃艺之根本，作字须先作人，修文当先修德。

      以上，浅见。总之，书法与文学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二者相互交融，互通却又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