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世南：“字虽有质，迹本无为'”

虞世南（558~638）， 字伯施，余姚（今属浙江省）人，初唐书法家，初仕陈、隋，入唐后深得唐太宗赏识，引为秦王府参军，官至秘书监。唐太宗称其有五绝：一日德行，二日忠直，三日博学，四日文词，五曰书翰。虞世南的书法成就很高，其名与欧阳询并，称为“欧虞”。“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中亦有他。史称，虞世南的书法禀王羲之七世孙僧智永传授，以柔秀见长，然柔中有刚，秀中含力，飘逸而见道家风味。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虞永兴尝自谓于‘道' 字有悟，盖于书发笔处出锋如抽刀断水，正与太师锥画沙，屋漏痕同趣。”董其昌的眼光是敏锐的，虞世南的书法的确是在追求“道”的境界，而且他的书论也明确地道出了他对道家哲学的倾心。虞世南在中国书法美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实现了唐人书法由“尚法”到“尚意”的转变。

写字是有法则的，魏晋南北朝，卫夫人、王羲之、王僧虔、蔡邕、萧衍、庾肩吾等人就书法的“笔法”、“结字”等问题都有许多论述。隋代的书法家释智果有《心成颂》一篇对书法的“结字”法则做了详尽的论述，为唐人“尚法”做了充分准备。初唐书法家欧阳询（557~641） 在总结前人书法成果的基础上，作《八诀》、《三十六法》。至此，写字的法度大备。欧阳询在初唐书坛享有很高地位。贞观元年，唐太宗下诏设弘文馆，敕由欧阳询教授楷法，这样，唐人“尚法”形成风气。

虞世南也是唐太宗任命的在弘文馆教授楷法的“导师”之一，对于书法的各种法度、技巧当然十分精通，而且他也是“尚法”的。在《笔髓论》中，虞世南对行草的结体、用笔做了详尽的论述，比如他谈行书：“行书之体，略同于真。至于顿挫盘礴，若猛兽之搏噬；进退钩距，若秋鹰之迅击。故覆腕抡毫，乃按锋而直引，其腕则内旋外拓，而环转纾结也。旋毫不绝，内转锋也，加以掉笔联毫，若石墨玉瑕，自然之理。。。。。又如他谈草书：“草即纵心奔放，覆腕转蹇，悬管聚锋，柔毫外拓，左为外，右为内，起伏连卷，收揽吐纳，内转藏锋也。。。。”这样详细地论述用笔的技巧、方法，充分说明初唐对“法”的重视，说明虞世南也是“法”的制作者。

不过，虞世南虽重法但并不唯法。他在大谈字有法度的同时，又大谈“字无常体”、“字无常定”：

或如兵阵，故兵无常阵，宇无常体矣；谓如水火，势多不定，故云字无常定也。

这是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变动不居来借喻书法并无定法。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虞世南将“字无常体”随心而异提到道家宇宙观的高度来认识。他说：

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主。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形者，如目之视也。为目有止限，由执字体既有质滞，为目所视远近不同，如水在方圆，岂由乎水？且笔妙喻水，方圓喻字，所视则同，远近则异，故明执字体也。字有态度，心之辅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

虞世南从宇宙万物“达性通变，其常不主”来谈书无定法，“字无常体”；从“字虽有质，迹本无为”来谈书法创作中的自由境界。这就将书与“道”联系起来了。

虞世南从作书者的角度，谈“心悟”与“目取”的区别。“目取”的是“字形”，它是有限的，并受到字体的质滞；“心悟”的则是字神，它是无限的，自由的，不受字体的束缚。“心悟”与“目视”一对矛盾中，“心悟”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因而必然冲破字体的固定程式，而使字显出活泼的生意与崭新的形式来。虞世南用“笔妙喻水，方圆喻字”来谈“心悟”与“目视”的关系，字神与字形的关系，很为精彩。在虞世南看来，书法之妙

全在于悟“道”，“学者心悟于圣道，则书契于无为”。这样，虞世南就从“尚法”转到了“尚道”即“尚意”。决定字好与不好的，看来就不是各种法度技巧了，而是书者的立意如何。他说得很清楚：

假笔转心，妙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徽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瑟纶音，妙响随意而生。握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重点引者所加）

由虞世南体现的这一转变， 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意义十分重大，它促使中国书法步上一个新的台阶。道家哲学对书法美学的渗透，以致成为书法创作的指导思想，这种状况跟道家哲学对绘画美学的渗透十分相似。在共同的哲学基础及美学意味的基础上，这两门造形艺术的关系更加密切，由于书法是抽象的艺术，更便于抒写心灵，更能见出“无为”的意味，也就是说，更近“道”，因而，绘画更热衷于向书法学习。古时的画家几无一不是书家。文学与书法、绘画有所不同，文学虽然也受道家哲学影响，但受儒家的影响更大、更多，可以说，文学基本上是儒家的领地，而绘画与书法自唐开始，道家的影响、渗透越来越多，逐渐地，绘画、书法基本上成了道家的领地了。这在中国艺术是一一个很有意义、也很有趣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