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妇西河界休都乡吉迁里，宋氏名和之，字秦嬴，春秋卅五，永和四年十月三日卒。以其月廿二日，合葬于君柩之右。
　　夫哲，字世僬，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秦梁二州诸军事、冠军将军、梁州刺使、野王公。弟延之，字兴祖。袭封野王公。

　　1965年1月19日，在南京郊区新民门外人台山出土了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墓志上的字体是带隶意的楷书，与南朝的《爨宝子》相似，用笔多方，结体奇拙。因为墓主王兴之是王羲之的叔伯兄弟，又是同时代人（墓石刻于晋成帝咸康七年，公元三四一年），故郭沫若先生据此在一九六五年第六期《文物》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同意清李文田“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的观点，一时风起，唱和者甚多。时南京学者高二适先生针锋相对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从而展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书法大论战。学术问题，本当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但当时的政治空气，却把这一学术界的争论上纲为“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土文物的不断增多，这一问题也渐趋明朗。一九七七年安徽亳县出土三百七十四块刻字的曹操宗室墓砖，年代为东汉延熹七年（164）——灵帝建宁三年（一七O），字体有百分之七十五是楷行书。可见早在王羲之写《兰亭序》前二百年的东汉时代，民间已经使用楷行书了。因此，二百年后的东晋王羲之是有可能写出如《兰亭序》之类的书法作品的；这一点也可在楼兰简牍文书及居延木简中得到证明。 《王兴之夫妇墓志》上的字体属于“铭石书”，与《兰亭序》之类的“行狎书”大不相同，就象历代写墓碑多用楷、隶书那样，规整严肃表示了对故者的虔诚，因此是很少用行、草书来写墓碑的。《王兴之夫妇墓志》朴实谨严，方整遒劲，它与同期出土的《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等，为东晋书法增添了新的品种。
资料参考黄惇 庄希祖 刘诗等著的《历代书法名作赏析》（江苏美术出版社）

附录：《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郭沫若）
——王兴之夫妇墓志
　　近年，在南京郊外及其进近境出土了几种东晋时代的墓志。就中以《王兴之夫妇墓志》舆《谢鲲墓志》，最有史料价值。
　　《王兴之夫妇墓志》，以今年（1965年）一月十九日出土于南京新民门外人薹山，一石两面刻字。一面的刻字是：
“君讳兴之，字稚陋。琅耶临沂都乡南仁里。征西大将军行参军，赣令。春秋三十一。咸康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以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葬于丹杨建康之白石，于先考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特进卫将军、都亭肃侯墓之左。故刻石为识，藏之于墓。
长子闽之。女字雅容。
次子祠之，出养第二伯。
次子咸之。
次之预之。”
另一面的刻字是：
　　“命妇西河界休都乡吉迁里，宋氏名和之，字秦嬴，春秋卅五，永和四年十月三日卒。以其月廿二日，合葬于君柩之右。
　　夫哲，字世僬，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秦梁二州诸军事、冠军将军、梁州刺使、野王公。弟延之，字兴祖。袭封野王公。”
　　兴之虽未着姓，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同志们考证为王彬之子，是确切不可易的。《晋书》卷七十六《王彬传》云：“彬字世儒，……舆兄廙俱渡江。……豫讨华轶功，封都亭侯。……苏峻平后,改筑新宫,彬为大匠。以营创勋劳。赐爵关内侯，迁尚书右仆射。卒宫，年五十九。赠特进卫将军，加散骑常侍，谥曰肃。长子彭之祠，位至黄门郎。次彪之，最知名。”
　　王彬是王正的第三子，其长兄为廙，次兄为旷。旷即王羲之的父亲。王氏的原籍是琅琊临沂，郡望既合，年代亦无不合。其他和石刻中所述有关“先考”的爵位、官职、谥号，也都相符。
晋成帝咸康六年为公元三四零年，兴之年三十一岁，则当生于晋怀帝永嘉三年，公元三零九年。东晋以三一七年成立，他是在童年时代，随着父兄南渡的。
　　王彬之子除彭之、彪之外，据《世说新语·人名谱》尚有一人名翘之，曾任光禄大夫。今又有兴之，足见王彬有子四人，而不是仅仅两人了。
　　“征西大将军”应是庾亮。《晋书·庾亮传》：（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陶侃薨，迁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使，进号征西将军。”“行参军”者，据《隋书·百官志》在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侯各大将军之下都有行参军，是比较低级的属吏。左右卫、左右武侯各六人，左右武卫各八人。隋制盖因袭晋制。
　　庾亮以咸康六年正月卒，先于王兴之之死半年以上。王兴之盖先为庾亮的行参军，后升为赣县县令。赣县在晋属江州南康郡。
　　王羲之亦曾参庾亮军，是则兴之舆羲之，不仅是从兄弟，而且还曾经共事。兴之小羲之三岁。有人疑议：《兴之夫妇墓志》，可能是王羲之所书。考虑到羲之舆兴之的关系，更考虑到《兴之墓志》只书名而不着姓，显然是王家的亲人自己写的，王羲之为兴之夫妇写墓志的疑议，看来不是毫无根据的。
　　然墓志中称谓是从写作者的身份出发，如称兴之为“君”，称兴之夫妇为“命妇”。《兴之墓志》中称王彬为“先考”，可见写墓志的人是兴之的胞兄弟，即当于彭之、彪之、翘之三人中求之。三人中究为哪一人虽无法断定，但墓志非王羲之所书则是可以断定的。
　　当然，先考的称谓，有时只就墓主的身份而言。如北魏元诱妻薛伯徽墓志云：“先考授以礼经”（见《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一三八），又唐吕严诜撰张轸墓志云：“先考漪朝散大夫箸作郎”（见《八琼室金石补正》五十四卷29页），即其证。然在《兴之妇墓志》中，宋和之的亡父，却只称为“父”而不称“先考”，可见书属墓志者在称谓上是有所区别的。故《兴之墓志》中之“先考”，不仅单就兴之而言，实表示书属墓志者舆王彬亦有父子关系。
　　建康即今之南京，在晋属丹杨郡。原名秣陵，汉献帝建安十六年所置。孙权改为建业。晋武帝时复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为建业。后避愍帝讳，改称建康。
　　《晋书·职官志》：“散骑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散骑，骑从乘舆车后。中常侍，得入禁中。……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置,于中司掌规谏,不典事.……至晋不改,及元康中,惠帝始以宦者董猛为中常侍,后遂止,常为显职。”
　　“仆射，服秩印绶与[尚书]令同。案汉本置一人，至汉献帝建安四年，以执金吾荣邰为尚书左仆射。仆射分置左右，盖自此始。经魏至晋迄于江左，省置无恒。置二，则为左右仆射。或不两置，但曰尚书仆射。[尚书]令缺，则左为省主。若左右并缺，则置尚书仆射以主左事。”
又“特进，汉官也。二汉及魏晋以加官从本官司车服，无吏卒。”看来是官上加官的意思。卫将军有左右，职位颇高。
　　根据 《晋书·王彬传》的叙述看来，王彬是以尚书左仆射为本官，特进卫将军和散骑常侍都能是死后的官上加官。王彬的地位在当时是相当显示的。
　　“长子闽之。女字稚容”。“次子嗣之，出养第二伯”。关于“第二伯”的问题，南京文管会的同志们有独到的见解。他们注意到《世说新语·轻诋篇》中的一项重要资料。“王右军在南，丞相(王导)与书，每叹子侄不令。云：虎屯，还其所如(还像个样子)。”此下注云：
“虎屯，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谱》曰：彭之字安寿，琅琊人。祖正，尚书郎。父彬，卫将军。彭之仕至黄门郎。”
　　“虎犊，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头鬓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鬓'。少有局榦之称。累迁至左光禄大夫。”
　　文管会来函云：“考注中彪之为彭之第三弟，又字叔虎，如版本无误，彭之尚有一第二弟。抑即翘之，或另有其人，早卒或无后，故以嗣之过继。”这说法是正确的。版本可无问题，日本金泽文库藏宋本、四库丛刊影印明本均作“第三弟”。我意，翘之当即第二弟，兴之则是第四。此可补《晋书·王彬传》的简略。又王彪之长兴之五岁，活到孝武帝太元二年（公元377年），年七十三，后于兴之之死三十七年。他有两个儿子，曰：越之，曰：临之（见《晋书·本传》）。
　　王兴之的岳父宋哲，名见《晋书·元帝纪》：“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春二月辛巳，平东将军宋哲至。”他是来传达晋愍帝遣诏，要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即帝位的。所以宋哲是所谓辅命之臣。晋时的将军本分四级，曰征，曰镇，曰安，曰平；东西南北都有。宋哲当时为平东将军，可见是第四级。后来升了官，晋封公爵，但《晋书》中无传，其子宋延之亦无传。
　　《晋书·职官志》云：“魏文帝黄初三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及晋受禅，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舆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江左以来，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导等权重者乃居之。”今考宋哲以“使持节”冠于中外诸官职之上，其权重殆几乎和王导相等，《晋书》何以不为立传？殊觉可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