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调锋始终存在于运笔全过程，无时无刻都有发生，不可作静止的、独立的理解;调锋与执笔有很大关系;调锋的目的是确保中锋用笔。最近看到有人提出画蚊香圈练中锋，我认为写横“8”更科学合理，因为它包括了八面出锋，又是行笔中的使转和调锋。更多书法内容尽在新翰丹书法！

      其实，这种方法，只适合初学书法者练习。通过练习，一方面熟悉毛笔的笔性和适应执笔的习惯，另一方面也是训练中锋的一种简易方法，以便掌握毛笔调锋的基本规律。但在书法实践中，调锋往往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调锋并不是机械的、一成不变的。书体不同，调锋有别，各人用笔不同，调锋自然也不一样。

      例如，篆书讲究藏头护尾，中锋用笔，调锋比较婉转含蓄，练习时要注意委婉;

      隶书的笔法在篆书的基础上有了改进，讲究蚕头燕尾，调锋时方圆并举，既有提按起伏，也有婉转自如。这里的调锋有三个明显的动作，一是起笔逆锋通过触纸时，笔与纸产生的涩力与人控制的笔力，两者合力使得笔锋在点画中运行，所以隶书的起笔通过调锋呈显蚕头状;二是行笔中的调锋，通过提按、起伏的调锋实现隶书点画的笔力韧劲。许多人写隶书的点画，犹如火柴棒或枯树枝，就是不善于调锋。三是收笔时的调锋，或护尾回锋，或使转出锋，往往伴随有提按、顿挫使转。

      楷书的调锋基本与隶书大同小异，不同的是楷书方折为多，笔势短促有力，故更讲究调锋的提按幅度、力度。

      调锋最难的是行草，尤其狂草。一是结体变化复杂多变，二是书写速度时快时慢，三是通篇节奏张弛有度。调锋充满着点画、结体和章法的全过程、全方位。练习时，应注意循序渐进，从行书、小草，再逐步过渡到大草、狂草。

      调锋与执笔也关系密切。

      根据执笔方法不同，古人对调锋有“运腕运指”说，一是依靠运腕调锋，二是靠运指调锋。

      早在西晋，书法大家索靖在《草书势》中说：“命杜度运其指，使伯英回其腕，著绝势于纨素，垂百世之殊观”。这是最早关于“腕、指”说。这段话一般解释是杜度善于运指，而张芝则擅长运腕。

      王羲之的《用笔论十二章》中主张“上捺下撚”，撚即捻。这里的“捻”有人认为是转指。故认为王羲之的笔法是依靠转指调锋的。

      唐代的李阳冰，对运指有了明确解释：“作点向左以中指斜顿，向右以大拇指齐顿，作横画皆用大指遣之，作策法仰指抬笔上”。

      唐卢携的“以大指节外置笔，令动转自在”。也是“转指”派代表。

      而黄庭坚认为“心能转腕，手能转笔，书字便如人意。”

      米芾也主张“提锋、运腕、悬臂”，字有四面，八面出锋。

      近代，沈尹默、潘天寿、潘伯鹰和邓散木诸先生，明确指出写字必须以手腕运笔调锋，而不可用手指运笔调锋。

      以上“运腕运指”说，各有说辞，但我们发现一个事实，唐以前的书家，多以转指调锋的论说，而宋以的书家大多赞同手腕运笔调锋。

      我们知道，唐以前的书法，尤其是魏晋时期，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都以小尺幅的尺牍、信札为主，字体大多为八分大小，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公分，有些作品甚至更小。这种小字体，其书写法则、执笔方法以及笔墨纸张等都与现代书法大有不同。所以，有人认为王羲之等有捻管转指调锋的笔法，有其合理性，也有一定道理。试想，如果写小字，还得依靠腕力和臂力运笔调锋，实在有些违背人体功能，也不符合写字习惯。但如果写大字，超过五、六公分以上，还是依靠指力根本不可能，必须以腕力和臂力运笔调锋。

      而宋元以后，书风明显与晋唐不同，一是大字作品逐步流行，二是书风明显注重姿态情趣，三是明清之际，碑学兴起，以隶书为代表，书法面貌出现了新潮流。如果还是依靠指转和手指调锋已明显不合时宜。

      如今，随着社会发展，书法的时代性和书法的创新性;必须以符合当代的人审美情趣为前提;必须秉持数千年以来中锋用笔、调锋的理念和技法;必须秉持魏晋唐书风的神情意趣;同时汲取宋元明清书法的成功经验，走出一条具有时代新风貌的书法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