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沈曾植的寿宴1919年3月30日，农历二月二十九日，沈曾植上海寓所迎来了许多贺寿的亲朋好友，这一天是他七十大寿。对于贺礼，沈曾植有些并未收取(如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载)，有些则甚为欣喜，如王国维做的寿序——《沈乙庵尚书七十寿序》，同为遗老称谓沈曾植“尚书”是自然不过，彼此维护着一代守旧文人仅存的尊严。同时作文作诗祝寿篇什还有：陈夔龙《寿沈子培同年七十》;陈三立《乙七十生日寄祝兹篇》;金蓉镜《海日楼寿讌诗》;樊增祥《乙盦先生七十寿序》等等。

      明国时期上海租界

      自1911年沈曾植移居上海已经有近10年光景。

      租界之内放眼望去，避难的清遗老遗少比比皆是，他们很多人生活并不如意，沈曾植因曾身居高位，又属硕学鸿儒，自然还能保持宾朋满座的热闹。而有些落魄者，虽在租界之内，生活也是比较拮据，从当时“五角社”尚有很多人因不愿支付五角茶水费用而不参与活动，可见一斑。

      “五角”钱折合现在人民币大约可以买10斤大米。而当时康有为每个月的字筹大约是1000元大洋，可见部分遗老遗少的窘迫与贫富差距之大。

      与沈曾植保持紧密联系者，如罗振玉、王国维、郑孝胥、张元济、缪荃孙、李瑞清、梁鼎芬等人，他们都有着相似的立场，一方面具备非常好的旧学修养，另一方面都有守旧一些的政治态度，他们对刚刚被封存的满清政府及背后的旧文化念念不忘，彼此排遣慰藉，做着诗词唱和、书画酬答之事。

      然而，就在相同的时空之内，《新青年》6卷5号，已经刊载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实际出版时间在1919年9月)。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在神州大地的新青年之间蔓延开来，可见当时意识形态差异分化之大。

      2

      吴昌硕的仰望

      曾有学生求教沈曾植书法，说到被海派书家批评种种时，沈曾植在回信中说到“海上人哪得知!”(暗指看不上当时卖字画的书画家。)

      吴昌硕与沈曾植也有多年的相识和交往，但毕竟身份背景略显差异，圈子不同，在这一段时间内逐渐有一些彼此了解。在此之前很长时间内，沈曾植或许仅仅将吴昌硕当作依靠绘事篆刻为计的艺人，虽然这时吴昌硕已经担任西泠印社的社长。

      关于吴昌硕是否参与沈曾植七十大寿的party，我们目前暂不得知。但是在这一年，吴昌硕为沈曾植篆刻“延恩堂三世藏书印记”，这方印章应该算是吴昌硕为感谢沈曾植为其撰写《缶庐诗序》而制。边款中有所记载：乙盦先生正刻。七十六叟吴昌硕，时己未冬仲。

      《吴昌硕与沈曾植书》(《中国嘉德2003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图录》1679号拍品)中记载：

      乙盦先生尊前：读巨著，懽憙欲躍，冠之拙刻，身贾百倍。延恩堂九字印，容觅石勉为之，恐衰掔毕露，不足供大雅一哂也。复谢，敬颂箸福。缶顿首。

      从信中不难看得出吴昌硕对沈曾植撰写《缶庐诗序》的感激之情，阅读《诗序》，不难发现沈曾植一方面对吴昌硕有溢美之词，也有一些刮目相看的了解。将书画作为余事的观念是沈曾植这类硕学之人骨子里的认识，所以不免最初对于买自卖画有所排斥。这一次，他不仅为吴昌硕做了诗序，同年，冬为吴昌硕做《缶庐印谱》的题辞长诗(内容略)。这给足了吴昌硕“面儿”，自然吴昌硕也尽心酬谢。

      吴昌硕出身低微，仕途窘迫。一度崇拜真正的大学问家，曾在杭州随俞樾学习一段时间古文字，若不是王一亭的支持，蒲华、任伯年等人的鼓励帮助，吴昌硕是没有信心侨居上海的。他从骨子里钦敬学者，这也是他认为齐白石学他皮毛的原因。所以沈曾植为其作序，他自然非常感激。

      3

      遗老们的争宠

      相比与吴昌硕交往而言，沈曾植与罗振玉、王国维、郑孝胥等人的交往可谓是密切，他们都努力团结在以溥仪为中心的遗老圈层之中，然而，他们在立场上有诸多不同，以至于在伪满洲国建立或者期待复辟这些事情上产生了隔阂。

      比如：

      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沈曾植与康有为等密谋倾覆，后来却走向不同的政治道路。

      升允图谋扶植退位的宣统帝复辟时，沈曾植和罗振玉积极为他出谋划策，但在提名某些职位任命时沈曾植并未举荐罗振玉，二人产生嫌隙。

      郑孝胥也曾因与罗振玉在溥仪身边“争宠”，而散播罗振玉、王国维交恶及王国维自杀事件的有关言论。

      可想而知，那靡弱的清帝身边虽有簇拥者，却都是各种狗血琐事，复辟和伪满洲国不过是虚幻的黄粱一梦。

      4

      新力量的生长

      与守旧文人们不同的是，有一帮新的力量正在成长起来，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反帝爱国运动。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展开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很难想象，这一批新兴力量，与遗老遗少们是在面对着同样的社会背景，他们做出的选择却似乎有百年之遥。

      此时的梁启超于2月11日，发起国际联盟同志会，在为拒绝凡尔赛合约做着努力。62岁的康有为，在5月6日“五四运动”后，发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赞扬五四运动中“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诛杀卖国贼。但很显然，这时他已经丧失了曾经的政治光环。

      此时的于右任，正接受孙中山的委任，在陕西主持西北革命，领导了护法靖国之战。而这一时期的白蕉则正处青少年时代，12岁的白蕉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投入报国爱国的热潮中，并与进步同乡创办刊物《青年之声》，宣传爱国思想，迎接北伐军。

      从这样的举动之中，不难看出，白蕉的书香门第背景对其价值观的引导，因为，介于相似年龄的林散之、陶博吾，一个刚刚成家还未立业，一个还在农业学校读书，这一年林散之留下了他目前最早的作品《古棠三痴生拙稿》，个人事业也已经逐渐的有了从事文艺创作的雏形，他开始随着范培开学习诗词书法，但似乎对这个时代所发生的巨变还处于于懵懂之中。

      5

      出世入世的选择

      这一年，徐生翁45岁，他已经小有名气，时常为一些寺庙或者名人著作题文写字。在此之前他写过“飘飖有伊洛间意，放浪为山泽之游”，这或许算是中年人对于人生的一种解读和追求，他不卷入纷争之中，不参与太多社会活动，不攀缘权贵，偏安一隅。仲冬以隶书题写的《明徐涧上先生岁寒松柏图》中，尚有马一浮、张宗祥、吴昌硕等人的题跋，其文字可以与这些名家同题同跋，显然，他具备事业上升的能力，但他却选择宁静的修行。与其相似者，如李叔同，时年已至不惑，夏居虎跑定慧寺，秋至灵隐寺，闭门深山专事研佛。二人虽形式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精神。

      作为沈曾植的外姓亲属，王蘧常应该称沈曾植为“外公”，而他们因为之前没有太多的接触，所以沈曾植与王蘧常经常被当作师生关系。当然，沈曾植对于王蘧常的影响可谓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将其所藏拓片慷慨相赠，也给王蘧常的创作给予了自己的建议，这条道路便是他的未竟之路。他告诉王蘧常：

      凡治学，毋走常蹊，必须觅前人忧绝之境而攀登之，如书法学王草，唐宋诸家已为人摹滥，即学二王，亦鲜新意。不如学二王之所自出……章草。自明宋以后已成绝响，汝能兴灭继绝乎?

      并告诉他可以以章草上追三代，化汉简、汉帛、汉陶于一冶。可以看得出，这样的建议，对王蘧常影响至深。

      王蘧常深埋学术，在三代历史的研究中焯有成见，读书时曾与同窗唐兰相约背诵《说文解字》540部首。后将章草、篆书等融一炉。

      6

      民国书家关系谱系

      1919年，处于不同年龄的社会精英力量呈现出了诸多差异性的认识，他们不同的认识也让他们的书写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我将他们之间的谱系关系粗制思维导图一份，如下：

      他们的谱系关系中有很多交集和彼此关联的内容，可以勾勒出一部分清末民国时期书法发展的现状。将1919作为横切面进行描述，无非是做一个固定“参照坐标”，以便更为真切的串联起他们年龄、阅历、选择等方面的信息。

      这些概述都是整理他们材料所产生的印象，考据并非本次专题的重点，即便是这样，这些印象也都是来自诸多学术著作、硕博论文、相关业内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在这里对专题参考的所有文献作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