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隶书的复兴期。清初的傅山、戴易、郑篮、王时敏、朱彝尊等都善于书写隶书。到清中叶，随着碑学思想的确立和成熟，隶书领域出现了巨大的飞跃和突破，有不少画家，如郑燮、金农、汪土慎等人，对晋唐以来传统采取一种比较主动的反叛姿态，而对秦汉传统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而成为秦汉传统复兴的一批重要力量。晚期，隶书书家更多起来，他们大多是集传统经学、金石、书画、辞章、考据、收藏研究于一身的学者型书法家，成为碑学兴盛时期的典型人物。

郑篮（１６２２－　－１６９３），　字汝器，号谷口，上元（今江苏南京）人，是清代第一位专攻隶书的书家。终生未出仕，主业行医。学汉隶３０年，得《郑固碑》、《史晨碑》、《曹全碑》之意，又参以行草笔法，融以篆意，朴中寓巧，颇具奇趣，自成飘逸潇洒的格局。后人认为他与朱彝尊是“汉隶之学复，兴”的首要功臣。

史晨碑局部图片

金农（１６８７－１７６３），字寿门，又字司农、吉金，号冬心、古泉、金牛、老丁、百研翁、耻春翁、寿道士、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龙梭仙客、百二砚田富翁、昔邪居士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有《冬心先生集》、《冬心先生杂著》等。精诗词、鉴赏，喜收藏，绘画为一代宗师。书法专攻《华山碑》，又遍临《天发神谶碑》、《石门颂》、《华山碑》、《夏承碑》、《张迁碑》等，融会贯通，自出机杼。用笔多为偏锋，以拙为妍，不受束缚，自成一体，号称“漆书”，古拙朴厚，极富谐趣，形成极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并由此衍生出独具特色的行书和楷书。

桂馥（１７３６－　１８０５），　一作（１７３３－　１８０２），　一名復，字未谷，一字冬卉，号零门、老苔、老箔、渎井、渎井复民、肃然山外史等。山东曲阜人。博涉群书，一生精力萃于小学，著述宏富，为“说文四大家”之一。著《说文义证》。亦工诗书画印，所辑《缪篆分韵》一书为学习汉印必备。尤以隶书为一代之雄，时人推许为直接汉人，甚至认为是百余年来第一人，　足以超唐越宋。其字用笔肥而不臃、深沉厚重，结字方严广博、朴质端谨，气势雄伟浑穆、堂堂皇皇，确实可以说是深得汉人隶书醇古朴茂、博大饱满的精蕴。只是稍有习气，未能尽善。桂馥的隶书平正通达，醇厚朴茂，丰骨劲健，不仅能作大字隶书，越大越气势，而且又善于小隶，能愈小愈精致。

邓石如的隶书取法于《华山碑》、《张迁碑》、《史晨碑》　等五十余种汉碑，以篆书笔意人隶，所以他的隶书点画厚重，方中寓圆，结体端方稳健，神气饱满，意与古合。

伊秉绶（１７５４－　－１８１５），清代书法家。字组似、墨卿，晚号默庵。福建汀州宁化人。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　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后任惠州知府、扬州知府。著有《留春草堂集》。早年小楷颇为工整，但至晚年起了变化，大楷直人颜真卿的堂奥。他的行书早年学习王羲之，后又取法李东阳，用笔凝练有力，并参以颜真卿书法的体势，显得很有特色。他能篆书，但不多见。伊秉绶的隶书早年曾受桂馥影响，精于小字隶书。伊秉绶取法于汉隶，直接取法于《西狭颂》、《张迁碑》、《裴岑纪功碑》、《封龙山颂》《韩仁铭》、《衡方碑》等，但他并不一味模拟，而是将汉隶的体势、结构加以改造，并将篆书的用笔融于隶书，笔画凝重，结体宽博，质朴浑厚，气势雄强。有清一代，隶书浑厚一路，无出其右。

陈鸿寿（１７６８－　－１８２２），字子恭，号曼生、曼寿、种榆道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西泠八家之一。嘉庆六年（１８０１）拔贡，曾任溧阳知县、江南海防同知等职。能诗文，擅长书画，行草、篆书、隶书都有自己的风格。爱好金石碑刻，收藏甚富。：又以制作宜兴紫砂壶著名，人称其壶为曼生壶。著有《种榆仙馆诗集》、《桑连理馆集》，篆刻有《种榆仙馆摹印》、《种榆仙馆印谱》等。他的隶书简古超逸，将汉代隶书技法融会提炼，将篆隶古意融铸其间，随意所适，任情挥洒，自成面目，十分巧妙。“在‘西泠八家＇中，陈鸿寿的书法是最有情调的，在形式表现上也是最富有创造力的。

何绍基以其过人的天分和匠心，探求各种书体精神的融会，因而他书写各体的面目都与传统的面目形成了很大的差异，然而又无不以传统的面目为依归，真可谓帖意碑神，草情篆韵，一体而兼收之，在中国书法史上开出了奇葩，为书法的未来发展拓出了一条崭新的大道。

赵之谦的隶书参以北碑笔法，略参草意，篆隶交融，诩诩律动而神韵流丽，显示出隶书之可塑性及隶法的高妙。清代隶书大家不胜枚举，从中可看到，清代确为文人隶书的大成时代。

总的来说，清代隶书的技法以汉碑为基础，并独具匠心地掺入草、行、魏楷、篆等笔法，使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