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六书”，指的是古代对汉字编码规则进行系统阐释的一套理论。六书理论，大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成熟于汉代。“六书”之名，始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篇内容是说，保氏有一个责任是以“道”和“六艺”教育“国子”。其“六艺”之五就是“六书”。但《周礼》编者未说明“六书”的具体内容。东汉郑玄注《周礼》引大司农郑众的话说：“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这个解释是否是周礼时代人们对六书的解释，已经不得而知，但东汉还有班、许两家对“六书”的解释，则较郑氏之说更为有名。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许慎的说法最权威，后人也多用其说：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见，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说文解宇·序》）。

班固、许慎、郑众三家说法虽有区别，但从师承关系看，实际同出一源。班固之说源于刘歆《七略》；郑众之父乃刘歆弟子；许慎是贾逵的弟子，而贾逵的父亲也是刘歆的学生。三家说法的不同，可能是理解上的出人。或者是有意要对前辈观点进行修正。传统的六书理论，大约就是以东汉三家之说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从符号学角度看，传统六书理论基本与汉字的编码规则相符。

１，象形

汉字的编码规则之一是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诘诎”，就是弯曲、曲折的意思。“随体诘诎”，意思是说，汉字象形字的编码，要求符号将指代对象的形状描绘下来，而且要根据对象的形体特征进行描绘，方圆曲直，要随物变化。“日”要画成圆的

１．象形

汉字的编码规则之一是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诘诎”，就是弯曲、曲折的意思。“随体诘诎”，意思是说，汉字象形字的编码，要求符号将指代对象的形状描绘下来，而且要根据对象的形体特征进行描绘，方圆曲直，要随物变化。“日”要画成圆的“＂，“月”要画成缺的“”。日、月两字，就抓住了这两个对象的最基本特征进行抽象地描绘。汉字中，山川水火、牲畜禽兽、草木虫鱼，大凡指代具体事象者，多用此法进行编码，有关学者将它分为象形、象事和抽象字三类。象形字的编码，是由图像符号经过抽象，最终演变为象征符号。

２．指事

汉字的编码规则之二是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见，察而见意，‘上’、‘下’是也。”意思是说，汉字指事字的编码，要求用指示法将符号指代对象描绘下来，使人一看就能认识，认真观察就能知道符号本意。如“上”、“下”，二字、是表示抽象的空间概念的，古人将二者分别画成“”、“”、“”画的是某个平面，或某个空间，“”为指示符，表示在某个平面，或某个空间之上（下）。再如“本”、“末”二字，“术”为某棵树，是象形字，“一”为指示符，一指木的下端为根，即“本”字的本义。一指木的上端为梢，即“末”字的本义。指事字符基本表示的是抽象

的东西，抽象的东西难以进行具体的直接描绘。所以，指事字符的创造使用的是指示法而不是描绘法，它往往借助于象形符号作为造字基础，但它仍然是独体字。

３．会意

汉字的编码规则之三是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意思是说，汉字会意字的编码，要求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现成字符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符号，表示一定的意义。“谊”同“义”，“撝”同“挥”＂。“武”字和“信”字，在许慎看来，“止戈为武”，人言为信，所以都是会意字。对这两个例字的理解是有争议的。如果说，象形字和指事字都是独体字的话，那么会意字的编码特点是从独体走向合体，它是在独体字已经相当多的情况下开始创造的。有象形会意和象意会意两大类，前者如从、比、采、森；后者如尖、歪、尘、劣等。

４，形声

汉字的编码规则之四是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意思是说，汉字形声字的编码，要求用某一事类的字符作为

形符，用音同或音近的字符作为声符，“形声相益为字”。重新合成一个新字。“取譬”意为拿来作比拟。这里指拟声。‘江’、‘河’均为“水”、故取“水”作形符，‘江’音“工”声、‘河’音“可”声。其他如“金木水

火土”五行之字，各取其类作形符，于是创造出大量的形声字，汉字中约８０％是形声字。形声字编码的最大特征是引进了标音符号，这种造字方法的发现和广泛使用，是汉字编码史上的一次突破性进展。

５．转注

古人认为，汉字的编码规则还有转注一类，“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这条规则的含义很不清楚，故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建类一首”就是指同一个部首；“同意相授”是指几个同一部首的字可以互相注解。例如‘考’和‘老’都属于“老”部，“老、考也”，“考，老也”，读音相近，意义相通，因而可以互相注解或训释，这就是转注。对转注是否为造字方法，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一书列举了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九种看法。这是一个争论了一千多年的老问题，需要说的前人几乎都说过了，今天想要弄清转注的原意已不大可能。陈宗明认为：“从汉字编码的角度看，转注可能仍是个重要问题。班固把六书看作‘造字之本’。其中包括转注，那就意味着转注也是一种重要的造字方法，并非可有可无。”并且推测“转注可能同假借一样是一种‘不造新字的造字法’，即零编码。那么什么样的编码方法能同假借相提并论呢？似乎只有引申．”以引申为转注，实肇始于清朱骏声“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授”论（《说文通训定声》．

６．假借

古人认为，汉字的编码规则还有假借一类，“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意思是说，假借字的编码，要求在没有某一事象记写符号的情况下，借用一个和这个符号读音相同或相近的符号作为替代。“也就是说，口语里有这个词，但是没有书写这个词的字，于是借来一个同音或近音字符作为这个词的能指，以寄托这个词的所指。”例如，县令的“令”字和长辈的“长”字，就是从同音字‘令’和‘长’借来的。“假借”实际上是一种不造新字的造字法，有关学者称之为“零编码”造字法。

传统的“六书”，作为汉字的“造字之本”、是建构汉字符号编码体系的基本理论，一直受到历代汉字学家的高度重视。直到今天，“六书”理论作为汉字构造理论的核心。虽然它受到时代学术等条件限制，存在一些不尽完善之处，仍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尽管现代语言学、文字学理论都异常发达。但没有一种理论能跳过“六书”理论单独解释汉字的编码规律。不管是古代杨慎的“四经二纬说”（《六书索隐》），段玉裁的“四体二用说”（《说文解字注》），还是现当代唐兰的“三书说”（《中国文字学》）、陈梦家、裘锡圭、詹酆鑫等人的新“三书说”（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裘锡圭《文字学概要》、詹酆鑫《汉字说略》），都没能摆脱“六书说”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