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入关之初至康熙朝，书坛主要表现为晚明书风的承续。以王铎、傅山等为代表的晚明书坛活跃人物，以不同的身份进入清朝，他们各自的书法风格也在不断向前发展和完善，并对清初的书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明末“华亭书派”董其昌的书风，在清代前期由于康熙帝的极力推崇，形成了以查士标、沈荃、姜宸英、陈奕禧、张照等为代表的一批帖派书家，他们均以董其昌书法为宗，延续着明末“华亭书派”的书风，构成清代前期的帖学派。继康熙帝“崇董”的帖学派之后，又有乾隆帝大力“推赵”的新时尚。上有所好，下有所从，于是学董、学赵，风靡天下，朝中士大夫更是趋之若鶩，临摹不辍。这一时期的帖学派书家，在师法唐、宋书风的基础上，多融入董其昌、赵孟頫书风，其代表书家有并称为“翁、刘、梁、王”的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以及梁嗽、铁保、钱沣、成亲王等。这些书家主要以行、楷创作为主，从总体上看，仍然是董、赵书风的延续。嘉庆至清末，帖学急剧衰微，帖派书家极少，以戴熙、翁同和等为代表的帖派书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碑学思想的影响，他们已非纯正的帖学书家了。

王铎( 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嵩樵、嵩渔等，河南孟津人。31岁时中进士，入翰林为编修。53岁时擢礼部尚书，未及赴任，清兵攻陷北京，乃南下金陵，任东阁大学土。次年5月，清兵南下，围城而逼降，王铎与钱谦益率百官出城降清。由此王铎一度颇遭非议，以致影响到对他书法的评价。王铎博学多才，善画山水与梅兰竹石，工诗文，书法最佳。其书法受王献之和米芾的影响最大，由于其功力深厚，30岁前就已卓然成家。工真、行、草书，得力于钟繇、王献之、颜真卿、米芾，长于布局，苍老劲健，全以力胜。和晚明其他书家一样，王铎的书法也充满了鲜明个性，尤其是他的纵横跌宕、虚实相生的草书作品，在当时书坛更是引人注目。王铎信笔所至的运笔结体方式，的确反映了他在草书创作上的高度技巧。晚清学者马宗霍曾说:“明人草 书无不纵笔以取势者，觉斯则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若不尽....”在书法上王铎是一位各体皆能、风格多样的书法全才。无论是伟岸遒劲的大楷、高古朴厚的小楷书，”还是他那”飞腾跳踯的行草书，在晚明书坛上都应该说是一流的。他的书法主要成就在行草书。其作品尺幅都比较大，起笔时喜欢用浓墨，线条雄健有力，章法奔放恣肆而又安排奇巧。我们很难想像一件奔腾跳跃、酣畅淋漓的草书作品可以由冷静的理性来控制，然而王铎就是这样。同明人徐渭、祝枝山的草书相比，王锋的过人之处在于纵而能敛。更重要的是，王锋对章法、结构的处理表现出了他一流的艺术自觉意识，他将元明以来以平正为主流的章法、结构模式加以改变，代之以欹侧和跌宕。存世书迹较多，刻有《拟山园帖》、《琅华馆帖》。

傅山( 1607~1684)，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人。明时未仕，入清诏授中书舍人，拒不受，以布衣自乐。傅山通医术，又能丹青，擅篆刻，尤以书法名世。少年时，受家教遍临晋唐人楷书，尤喜二王、颜真卿。偶习赵、董书，初喜其圆转流丽，临之几欲乱真，临真卿《争座位》等，得其精神。后以赵、董“俗媚”而弃之，又学《兰亭》，复于碑刻金石书中得其趣而潜化入神。傅山学识既广，复归心源，遂自成一家。他受晚明个性解放浪漫书风影响，针对清初赵、董书风的流行倾向提出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主张。这种书法观后来在清代碑学兴起的思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傅山行草书真率质朴，看似狂放怪诞，实则深通古法。他用笔淋漓，体势腾挪跳宕，反映了一种傲视流俗，以“真我”为尚的艺术旨趣和人格精神。傅山兼擅篆隶，重视从碑刻中吸取养分，由此“而悟篆、隶、楷一法”，堪称清代碑学的先行者。

刘墉( 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青原、香岩、日观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乾隆16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刘墉书名甚大，致使他的政绩、文章为书名所掩。其书由董、赵而遍涉各家，尤得颜真卿、苏东坡之神髓，自成家数。其书浑厚古拙、“貌丰骨劲”、“如绵裹铁”，尤与当时媚弱书风大相径庭。刘墉作书还以浓墨著称，墨质稠厚、光亮如漆，“以浓用拙、以燥用巧”，时有“浓墨宰相”之称。

王文治( 1730~ 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自幼聪慧，九岁即能作文。乾隆25年探花，28年授翰林院侍读，后出任云南临安知府，因水土不服辞官，曾一度主持杭州崇文书院。其书源于米芾、董其昌，后法二王，兼学张即之，得力于李北海，善以侧媚取势，行成了萧疏秀媚的独特书风。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云:“ 国朝刘石庵相国(刘墉)专讲魄力，王梦楼太守(王文治)则专取风神，故世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王文治作书喜用长锋羊毫和淡墨，这与他天然秀逸的书风相映成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