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20世纪的考古和书法，不能回避清代的书法创作和思想。从时间上来说，清代也延续至1911年，是20世纪的一部分。回顾清代书法，最为活跃、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碑学。碑学在清代的兴起，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更多书法内容尽在新翰丹书法！

      碑学的萌芽在清初。明清鼎革使当时的遗民们深怀亡国之恨，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经史研究中，探讨历代兴衰成败的原因，以达到明道救世的目的。金石文字由于具有证经补史的功能而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金石学、考证学和文字学开始复兴，而这些学科都和碑学书法有直接的关联。

      和碑学书法兴起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现象，是清代盛行的访碑活动。清初朴学的奠基人顾炎武(1613-1682)云：

      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一二先达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兰台之坠文，天禄之逸字，旁搜博讨，夜以继日。遂乃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积为一帙，序之以贻后人。

      清代的访碑活动虽然还谈不上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但学者们能亲临其境，不遗余力地收集第一手资料，并把自己发现的金石文字和图像资料，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去，这和现代考古科学都有某些相通之处。

      所以说，发端于宋代，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古器物学，通过编著图录，绘制器型，对古器物进行分类，拓制和释读器铭，并最终用来研究古代的经典、名物制度和历史，已为20世纪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相当的基础。传统的古器物学不但对研究古代文化史殊有贡献，对清代的书法影响也很大。

      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追本溯源。这一精神也反映到了书法审美观上。清初最具碑学思想的书法家傅山(1607-1684)云：

      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矣。此意老索即得，看《急就》大了然。所谓篆、隶、八分，不但形相，全在运笔转折活泼处论之。

      在这种追本溯源思想的引导下，篆隶在清代成为许多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所擅长的书体。书写篆隶，为的是把古朴稚拙的古代书风带进书法。而对朴拙的追求，又使书法家们进一步把自己的审美范围扩展至一些非名家的书迹。傅山又云：

      旧见猛参将标告示日子“初六”，奇奥不可言。尝心拟之，如才有字时。又见学童初写仿时，都不成字，中而忽出奇古，令人不可合，亦不可拆，颠倒疏密，不可思议。才知我辈作字，卑陋捏捉，安足语字中之天!

      傅山的这段议论已说明，在清初，书法家已开始对无名书手一些比较稚拙的书写表示激赏。而这点和以后碑学的发展很有关系。华人德先生在讨论碑学和帖学的区别时指出：“碑学书派的取法对象可以认为是非名家书法，这与帖学书派的取法对象是名家相对立的，这是两家的本质区别。”

      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取法非名家书法，对“二王”体系以外无名书手的书迹大力宣扬，被清末另一位书法理论家康有为发挥到极致。康有为在他重要的书学著作《广艺舟双楫》中说：“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邪，何其工也!”

      值得注意的是，和碑学书法创作有密切关系的篆刻，在晚清呈现出扩大取法范围的趋势。清中期篆刻家邓石如(1743-1805)已采用各体篆书入印，晚清的篆刻家更广泛地向古代金石文字汲取营养。赵之谦(1829-1884)除了在书法上研习北魏碑版外，在篆刻方面的探索更是多方面的。他从邓石如的篆刻实践中得到启示，将秦权诏版、汉碑篆额、镜铭、钱币等文字入印，为印坛别开生面。而稍晚些的黄士陵(1849-1908)在篆刻中则于周代吉金文字情有独钟，吴昌硕(1844-1927)则于“石鼓文”用力尤多。这些篆刻家，同时也是碑学书法的重镇。

      和晚清书法、篆刻相呼应的晚清古器物收藏在此时也不断地拓宽其领域。如陈介祺(1813-1884)收藏封泥、砖瓦等，并把这些收藏和对古代名物制度的考订相结合。吴式芬(1796-1856)和陈介祺同辑《封泥考略》，以封泥考古代官制。吴大澂(1835-1902)作《周秦两汉名人印考》和《续百家姓印谱》等，也从印章来研究古代名物制度。学术和艺术的结合，成为清代书法篆刻的一个重要特点。

      晚清书法对20世纪书法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它在观念上已为20世纪书法广泛向考古资料汲取营养打下基础。这一观念可以用清末金石学家叶昌炽(1847-1917)在《语石》一书中的一段话来点明：“知二王之外有书，斯可与论书矣。”

      统观清代书法，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特点：

      (1)清代的碑学书法和学术的关系密切。

      从清初顾炎武、朱彝尊(1629-1709)等访碑、收集金石拓片用以考证经史以来，朴学就成为了清初碑学书法的精神文化支柱。和当时的访碑活动有关，汉碑隶书在清初开始复兴。乾隆、嘉庆年间，《说文解字》的研究进入全盛时期，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有段玉裁(1735-1815)《说文解字注》、桂馥(1736-1805)《说文义证》、朱筠(1784-1854)《说文释例》等。而此一时期，书写小篆也颇为风行，如邓石如(1743-1805)、钱坫(1741-1806)、洪亮吉(1746-1809)、孙星衍(1753-1818)等。至晚清，学者们对金文等大篆系统的文字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代表作有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此时也出现了一些擅长书写大篆系统文字的书法家，如吴大澂、黄士陵的金文书法和吴昌硕的石鼓文。

      (2)书法和古器物收藏的关系密切。

      (3)审美领域的拓展，古代一些无名书手的作品被引入书法学习和创作中，如穷乡僻壤比较拙朴而不工丽华美的造像题记都可以成为书法家们取法的对象。

      概言之，清代碑学对20世纪书法所起的关键性影响，不但在于碑学本身就是20世纪书法中重要的一派，碑学书法家不断向“二王”体系以外的碑版文字寻找创作的源泉，也给20世纪的书法以启发。尽管汉简、帛书、敦煌卷子等虽非传统碑学体系的金石文字，而是墨迹，但它们出土后不久，便受到书法家的青睐。而首先在书法中尝试甲骨文、简牍书法的，大都是和清末一些重要的碑学书法家有密切关系的学者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