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在中国历史.上是繁荣强大的朝代，书法更是黄金时代。涌现了大批书法家和优秀的书法作品。唐立国之初，赖太宗之力，书坛即呈兴盛之势。唐太宗李世民不仅身体力行的书法创作，而且大力提倡书法，将书法列入教育、取士、官制之中。贞观元年，太宗诏设弘文馆，设书法一科，由欧阳询、虞世南执教，不仅倡导了全社会习书风气，而且提高了书法在诸多艺术门类中的地位。李世民还亲撰《王羲之传赞》，为唐代乃至以后的书坛树立了一个最高的审美 典型，影响至为深远。楷书在唐代初年就进入了 鼎盛时期，成就卓荦者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后人称之为“初唐四家”，“初唐四家”又与颜真卿、柳公权并称“唐楷六大家“。

欧阳询( 557~641 )，潭州临湘人(今在湖南长沙)，字信本。在隋为太常博士，入唐为太子率更令，世称“欧阳率更”。欧阳询幼即聪悟绝人，博览古今。书法初学王羲之、王献之，吸收汉隶和魏晋以来楷法，别创新意。用笔刻削劲绝，法度森严，平中寓险，受北方书风影响甚深。存世书迹甚多，楷书以《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等为代表。用笔方厚，骨力沉著，体势多取纵式，内紧外松，尤以左侧陡削、右侧舒展为特征，常将竖划上耸下伸以造势，故有“如山岳之耸秀”的美誉。其行书有《梦奠帖》、《张翰帖》、《卜商帖》等。用笔中侧并举，毫芒多露锐劲之意，行款不重丝牵映带，惟以单字俯侧取势，体现了崇尚质朴的本色。

虞世南( 558~638)，越州余姚(今浙江)人，字伯施。隋时仕秘书郎，唐时为弘文馆学士，致仕后授银青光禄大夫。其书法深得唐太宗赏识，早年曾向僧智永学书，受其亲传，妙得“二王”及智永笔法。虞世南本为南方人，在气质上更易接受王派书风，其书兼得羲、献之妙。而他又曾向隋之书家史陵学书，故又得北风浸染。虞世南为人沉静寡欲，志性刚烈，深得唐太宗器重。他的书法，笔势圆融遒劲，外柔而内刚。其楷书以《孔子庙堂碑》最为著名，其书汲取晋人楷法，用笔骨力内涵，遒丽韧健，结体端雅闲和，不作欹侧之势，但点划参差，开合有致，极富灵动之气。其行书以《汝南公主墓志铭》最著名，颇见《兰亭》风标，而于风韵之中又有气势。行草有《左脚帖》、《积时帖》，前者颇近大王，后者尤多小王风采。

褚遂良( 596~658)，杭州人，字登善。官至尚书右仆射，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河南书初不显，虞世南去世后，太宗谓无人可论书，魏征遂荐褚于太宗，甚得太宗赏识，传李世民曾以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示褚，让他鉴别真伪，他无一误断，足见他对王书研习之精熟。其书深得隋碑之髓，又参以虞世南、王羲之，体势更为宽博。到了晚年，他在书法上可说已经达到了一个至高至美的境界。如果我们将欧阳询、虞世南的楷书作品和褚氏的作品放在一起，就会明显地看到一种风格上的转变。如果说欧书体现出一种法度森严的理性之美，虞书体现的是一种温文尔雅的内敛之美的话，那么褚书则是体现了笔意丰盈的华彩之美。《倪宽赞》可以说是褚书华彩之美的代表作。《倪宽赞》 ，正书，素笺乌丝栏墨迹卷，纵25.6厘米，横576厘米, 50行，满行7字。卷后有赵孟坚、邓文原、杨士奇等人跋记。其用笔富于变化，气均力匀。在处处表现运锋着实的同时，也往往参用轻盈飘洒、灵活自然的笔墨。起笔轻捷，收笔沉着，主要笔画适当地伸展，给人以笔势翩翩、潇洒大方、平和闲雅、神爽超迈之感。此外，还有《孟法师碑》、《雁塔三藏圣教序》和《大字阴符经》等传世。

薛稷(649~713)，蒲州汾阴(今山西省境内)人，字嗣通。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世称“薛少保"’。薛稷为魏征外孙，家中多藏虞、褚之书，精心研习，遂以善书名世。楷书接近褚的风格，但更有清奇之趣，当时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的说法。传世作品不多，以《信行禅师碑》较为著名。此碑为纪念信行禅师而立，越王李贞撰、薛稷书。神龙二年( 706 )立于长安。此碑书法瘦硬挺劲，媚秀华润，结字运笔瘦硬疏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