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一个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封建帝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在文化方面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无所畏惧地、无所顾忌地引进吸收，无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革新”，“打破框框，突破传统，这就是产生文艺的所谓‘盛唐之音＇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李泽厚《美的历程》）。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唐代无论是在文学、绘画、雕塑、音乐等等文艺样式上都达到了前所末有的高峰，作为唐代的草书，在继承二王传统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写出了具有唐代之音的雄浑、放纵之态，达到前所末有的高峰。

唐太宗李世民笃爱书法，犹喜二王，这件事在书法界常传为佳话，他确立了王羲之在初唐书法上崇高地位，尊王羲之为“书圣”，而且广泛收集王羲之的墨迹，对王羲之书派在中国以后的书法史上作为“主导”地位起了推动作用。太宗“设立弘文馆传习书法＂，诏令文武官员喜习书者，可人馆聆听，这在中国书法教育史上也是大事，“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一时朝野习书之风大盛，这种风气使书法既有广大的作家群，又有广泛的群众欣赏基础，这是书法发展最直接且必不可少的基础，使书法成了全民的艺术。

而作为草书的发展却和楷书、行书的发展并不同步，唐代首先发展起来的书体是楷书、行书，在初唐四家中，欧、虞、褚、薛，都是以楷书、行书著称的。虽然楷行也是继承王羲之，但其中的欧、褚等人却是集南风和北风之大成，写出了唐代自己的风格，从行草书看，虞世南的行草书，还是王风的继续，如《积时帖》《汝南公主墓志铬》，李世民的《屏风书》亦还是王羲之的继续，这种现象和先正体后草体的实用性发展不无关系。因而初唐时期，不要说连绵的大草，即使是所传王羲之的今草，也还是寂寞的。在草书中第一次出现王羲之的魏　晋传统和唐代书风结合的草书，当推武后时期的孙过庭所写的《书谱》了。

孙过庭，名虔礼，过庭是他的字，其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唐太宗贞观至武则天垂拱年间。唐初著名诗人陈子昂曾为孙过庭撰写过＜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并序》，从中大体可以知道孙过庭是一个出身寒微、仕途坎坷，十分凄苦的人物。尽管他不求闻达，但却是生活多舛，一生最高的追求就是研习　书艺，正所谓“老有所述，死且不朽，宠荣之事，于我何有哉！”（陈子昂（墓志》，他看到当时的书论多是“或重述旧章，了不殊于既往；或苟兴新说，竟无益于新来”。因而写下了可称为中国最重要的书学理论著作《书谱》,这篇著作无论从草书艺术上看还是从理论上看都是划时代的，写《书谱》没几年，便偶“遇暴疾，卒于洛阳植业里之客舍”。（陈子昂语）

孙过庭的草书还是属今草（小草）的范围之内，虽是王羲之书风的继续，但已是唐代的风范了。孙氏草书，可谓是今草继承创新的典范，米芾说：“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这应当是对他继承王羲之草法的正确评价。孙过庭在《书谱）文中是首肯王羲之的，在书法的学习上也是如此。他是以王羲之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从他的字形上看，的确十分相象，有很多字的写法几可乱真,但是这只是草书书法的造型，而在用笔和行气节奏上，孙传庭却是意会了王羲之，用他自己的“质以代兴妍同浴易”的观点，从“达其情性，表其意乐＂这一书法本质高度来把握自己的书写。因而在线条和节奏的处理上，则是按自己感情的动荡予以表现的。在《书谱》的中后部写到动情处，则笔墨翻飞，使转中线条铿锵有力,顿折劲健，似有呜咽之感。在笔划线条中。时起波澜，确实是在飘逸灵动的王羲之的魏晋风味之外，另辟出一条唐人途径,《书谱）在行气和字字之间的处理上，二字三字相连已明显增多，行与行之间的相互渗透也有所发展，在行气连贯之上又欹侧多变,跌荡有致，在小草的道路上向前大跨了一步。

在和孙过庭同时的今草（小草）书家中，还有李怀琳和贺知章比较著名。

李怀琳，洛阳人，生卒不详，太宗时历任文林馆诏侍，是能书的好手，但他有仿作之癖，因此唐朝的窦泉《述书赋＞中说：“爱有怀琳，厥迹疏外，借他人之姓名，作自己之形状，高风甚少，俗态尤多，吠声之辈，或浸馀波”。唐朝初年，唐太宗好羲之书法，四处收购王羲之的作品，于是仿作之风甚盛，李怀琳便是当时的仿作高手。有记载说他不光仿作王羲之的作品，连卫夫人的作品他也仿作。嵇康的作品唐代尚存，“怀琳得而仿之，宜其高于自作＂，这样一来他自己的书作反而没有流传，而他的仿作却因书艺较高而流传下来。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绝交书》从书风看，与孙过庭是不同的，是魏晋时风的再现；从艺术角度来说，确实写得古朴抽厚，不光有王羲之的风范，有些书写直逼汉简，因此书中章草余风很重,这种写法是嵇康的写法，还是李怀琳的写法，现在已很难辨别，但如果从风貌上推断的话，所书是嵇康的风貌可能性比较大。书中结字的严密和字形下部较大的结构方式，对于后世鲜于枢与明人的草书，可能有所影响。

贺知章，永兴人，字季真，以诗文名于当世，生活在唐高宗至唐玄宗的时代，做过礼部侍郎，与李白、张旭有过很多交往，为“酒中八仙”之一，但由于他的诗名太高，所以他的书法却很少有人提到。而在唐代窦泉《述书赋）就记载过他“狂客风流，落笔精绝＂,《续书评）也讲他“纵笔如飞，酌而不竭＂,今天仍有他的墨迹（考经）存世，展示着他的这种风格。

这本墨迹在宋初流人日本，是贺知章现存的唯一墨迹。　从作品中看，他继承了二王的书法风格，但却是以狂士的风貌来书写的，所以在气势上虽没有张旭那么狂放，却也是一挥而就（势连绵。《考经冲字与字的连接虽然不是主流，但每行每字的上下顾盼，笔断意连的写法却充满整篇。在用笔上，他是中侧互见，尖圆方笔并施，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组合效果。特别是他善于运用提按顿挫，使线条的对比度很强，而且又过渡自如。这种巧妙的对比，和大幅度的融合，在小草艺术中他可称是高手了，难怪，刘禹锡在《洛中寺北楼见贺知章书》一诗中说“壁上纵笔龙虎腾”，用这个比喻来看《考经》也是很恰当的。

盛唐艺术可谓极盛，无论诗歌、舞蹈、雕塑还是书祛，都“达到了无可再现的高峰。既是这个时代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代最鼎盛的艺术”。最能体现盛唐风貌的是草书，又特别是狂草，是那种“无所束缚、无所留恋”的创造、革新，使这一门门的艺术出现了“无可再现”的高峰，作为代表人物就是张旭。

张旭，字伯高，苏州人，曾做右率府金吾长史，故又称张长史，《新唐书》）有传。书法早年学习于舅父陆彦远（陆柬之之子），可算是王派体系的书风。从他楷书《郎官石柱记》看，确是正统的王派楷书,但张旭性豪放，喜饮酒，曾和李白等人被杜甫称为“酒中八仙”。所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正是他形象的写照。张旭的狂草与李白诗歌、斐旻舞剑，时称“三绝”。张旭在唐代可谓是了不起的书法家、书法教育家。包括颜真卿在内的很多盛中唐著名书家都经过他的指点。从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的一些谈话中可见其对书法三昧的理解的确很深。也正是他坚实的传统功力，和对书法的深刻理解，他选择了最能表现他狂放不羁性格的狂草艺术，并把这一艺术推向了　高峰。

张旭的草书看起来颠狂，但却是相当规范的，是在张芝、王羲之的基础上升华的一种狂草。　细看张旭草书绝无不规则的涂抹，很多细微的使转，交待得清清楚楚。正像姜夔在《续书谱》中所说：“古人作草，犹今人作真，何尝苟且。其相连处，特是引带．．．．虽复变化多端，而末尝乱其法度。张颠怀素规矩最号野逸，而不失此法”。（《历代书法论文选》），因此，张旭的草书也只是在激越感情的牵动下使节奏加快，表现出一泻千里的气势，在线条的动荡和质感上加入了盛唐的艺术气息，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张旭是草书艺术家典型的代表，他不光有深厚的书法艺术素养，而且在表现上把激荡的感情和书法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唐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以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张旭借狂草来表现情感，而且又是表现典型的盛唐艺术家的情感。使这一最能反映情感的书体，得到了最完美的发展。他的狂草代表书帖是《肚痛帖》和《古诗四帖》。在他的书作中气势的狂放、节奏韵律的强烈，字体的随形结体、线条的轻重枯润等变化都是达到了狂草的最高水平。他的出现影响了历代几乎所有的大草书家。

在唐代狂草的创造过程中，和张旭可并称为双星的是稍晚于张旭的另一位狂士怀素。在草书史上，历来和张旭并称为“颠张、醉素”。，

怀素，是个僧人，字藏真，俗姓钱。湖南长沙人，幼年即出家为僧，小时家贫，无钱买纸，种了万株芭蕉用来写字。他也曾制漆盘练字，以致把漆盘写穿。他自称草书初入学于二张。从他的交往得知，他从张旭处确实得到启发，他和张旭的学生邬彤、颜真卿探讨过用笔的道理。怀素曾从邬彤受笔法，彤曰：“张长史私谓彤日：‘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自是得奇怪，草圣尽于此矣。’。．．．素日：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遇坼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日：‘何如屋漏痕＇。素起，握公手日：得之矣’”。这些对话，体现了他们对草书是世间万物众美集合的认识。

他们在对草书的艺术特征的理解上，是相当深刻的，“坼壁”，“夏云奇峰”，以及从颜真卿处听到的“屋漏痕”的种种自然变化，正是怀素所追求的，也是草书艺术应当具备的。

怀素在草书上是一个多面手，曾有过多种风格的书作传世，单是墨迹就有《食鱼帖》、《自叙帖》、《苦筍帖》、《论书帖》、《小草千字文》。

《食鱼帖》、《论书帖》是较典型的二王书风的继续，而他的《小草千字文》则在王的基础上写出了另一种静　寂淡远的风貌，曾有“千金帖”的美称。他的《苦筍帖》虽只有二行，还是继承二王书风的，但其自有一种轻松自如、连绵不断的意趣，把大草和小草巧妙地融合为一体，表现了怀素自己的一些特点。而观他的《自叙帖》则会发现和张旭一路，但刚劲洗练　，又有着自我强烈的风格特征。难怪黄庭坚称他为“一代草书之冠”。

怀素的狂草和张旭一样，是一种感情奔放的抒情作品。他们的狂草书作往往是即兴的，和王羲之所谓“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仍下笔不用急，故须．．．．．《书论》的创作道理不一样，张旭常是“大醉，呼叫狂奔乃下笔．．．既醒，自视以为神”。（《新唐书》）　，而怀素则是“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有人若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但他们这种即兴作品，却是．．．．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以及书蕉和写穿漆盘的努力分不开的。可以说张旭、怀素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与他们的那个时代，以及他们个人的努力是相关连的。

五代之际，在草书书艺中尚有一人独步，这便是被称为“杨疯子”的杨凝式。杨凝式，字景度，生于唐末。主要活动在五代，官至太子少师，又称杨少师。在五

代中他虽朝朝做官，但苦于政治险恶，便佯狂装疯，放浪形骸，多在寺庙墙壁书字，而墨迹留传不多。草书有《神仙起居帖》、《夏热帖》，这二帖实则是行草相杂，但写得大小参差、连绵不断，字形欹侧，错落有致，米芾评他为“横风斜雨，落纸云烟，淋漓快目”。他的草书在衰落的五代书坛上确是独放异彩，既是唐风的继续，又别有自我风貌，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