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一个民族由野蛮进人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大约有四五千年的文明史，汉字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符号之一，它的成熟定型，大约也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曾有过种种说法，如许慎《说文解字●序》中说：

古者庖牺氏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這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中华本卷十五上）。

这里提到了汉字始于庖牺（伏羲）《易》　八卦说、始于神农结绳记事说及黄帝之史官仓颉造字说等，其中以仓颉造字说对后世影响最大。

实际上，文字作为一种记事符号，　应该是为满足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交际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因此，它的产生，不可能是某些“圣人”的闭门造车，也不可能始于一时一事，它应是广大劳动者长期生产实践和生活积累的收获。汉字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它的形成过程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漫长的编码化过程。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和陕西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等地出土的陶器上的陶刻符号，就是最好的证明（见图）。

另外，在龙山文化陶寺遗址晚期居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壶上，有一毛笔朱书字，从字形结构看，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十分相像。这些符号本身是不是文字，它们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之间是否有直接的承继关系？这些都还是文字发展史上的未解之谜，但一般学者都认为，在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中，应该有文字存在，只是目前考古尚未发现而已。原始社会晚期出现的这些陶器刻符，是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在劳动生产过程中使用过的记事符号，这从它们在不同的陶器中反复出现可知。因此，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一文中说：半坡仰韶文化中这些刻画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子遗”。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也认为，“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应该已经不是非文字的图形，而是原始文字了”。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象形符号，就其性质而论，即使不是文字本身，也应与文字无异。鲁迅曾在《门外文谈》中说过：“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吏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这个解释，应该比较符合文字产生的基本规律。

人类早期留下的这些刻印符号以及殷商时代的甲骨刻辞，其象形态势清晰可见。从现今已知其他民族的文字发展史看，各种文字的初始，也几乎无一例外地经过了象形发展阶段。

象形文字是一种用线条描绘形象特征的“绘画”艺术。基于象形文字的这个特质，我们可以说，象形文字产生之日，就是书法艺术诞生之时。譬大汶口陶刻符号，上半部明显画的是太阳，下半部画的是山峰。说它是一幅图画，可当作者将太阳置于山峰之巅，则明显是用它来表示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于大汶口陶刻符号几乎都刻在大口陶缸外壁靠近口沿的部位这一－点，裘锡圭认为，它们“应该是器物主人的标记”，“它们应该不是花押性质的标记，而是表示器物主人的族氏的＂。因此，将它们视为文字符号，亦无不可。所以，追寻中国的书画艺术之源，几乎可以同时上溯到汉字的象形阶段。

书法作为一门艺术究竟始于何时，学术界迄今没有定论。郭沫若认为，中国文字至殷代才有“艺术风味”，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开始的”。我们认为，既然殷商甲骨文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可识的成熟汉字系统。那么，以汉字为依托的中国书法艺术就不可能比它晚两千年才产生，这是由中国书法的实用性特点所决定的。

中国书法一登上艺坛，即成为世界造型艺术的一朵奇葩，绝非偶然，它应当与汉字的性质特点密切相关。汉字自诞生之日起，外形虽几度有所改观，但它的性质和特征却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汉字同西方各国拼音文字相比，差异非常明显。汉宇除极少数字符属表音符号外，其他单个汉字，绝大多数都具有自己的意义。而西方各国文字，基本是纯表音的音素音节文字。它们结构简单，笔画单纯，较少变化。因此，拼音文字即使有它们自己的书法，也很难形成一门独立的造型艺术。而中国方块汉字，素以字形繁多（约近六万），体式多变（大篆、小篆、隶、楷），结构复杂（《汉语大字典》收有四“龍”相叠的６４画字）著称。这虽给学习和书写带来诸多不便，但却为中国书法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就一直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終于使汉字书法艺术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门类，在世界艺坛大放异彩。世界任何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书写艺术，都无法与之比拟。这一一点，作为炎黄子孙。当引以骄傲和自豪。